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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文学（第2页）

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秦王读了他的文章后，大加赞赏，发出“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可谓推崇备至，仰慕已极。但秦王却不知这两篇文章是谁所写，于是便问李斯，李斯告诉他是韩非的著作。

秦王为了见到韩非，便急切下令攻打韩国。韩王本来不任用韩非，在形势急迫的情况下，便派韩非出使秦国。

秦王见到韩非，非常高兴，然而韩非却未被信任和重用。韩非曾上书劝秦王政先伐赵缓伐韩，由此遭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地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

秦王信以为然，就把韩非交给法官审讯。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向秦王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秦王后来感到懊悔，派人赦免他，但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子》一书文体丰富多样，突出特点是犀利峻峭。法家人物大都以严刻寡恩，敢于直言著称，韩非尤为如此。他总是以冷峻严酷的目光去剖析现实，大胆暴露各种人物的思想行为，敢于毫不掩饰地发表真实见解，有一种激切凌厉之气。

韩非擅长创作寓言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韩非子》一书当中，共汇集寓言故事00多则，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

屈原（约公元前9年～前78年），名平，字原，战国末期楚国人，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他创立了“楚辞”体，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传统。后世所见屈原作品，皆出自西汉刘向辑集的《楚辞》，这部书主要是屈原的作品，《离骚》、《九章》、《九歌》、《天问》是屈原最主要的代表作，《离骚》是中国最长的抒情诗。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怀王十五年（前年），秦王为了拆散楚国和齐国的联盟，决定派丞相张仪到楚国去一趟。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屈原是坚决主张齐楚联合共同对付秦国的，他听说张仪来到楚国，知道他准是来破坏齐楚联盟的。他担心楚王上当，就闯进王宫，见了楚怀王，他大声说：“张仪的话，大王千万不能相信。楚国要是跟齐国绝交，秦国就会趁虚而入，欺负楚国的。”可是，楚怀王不听。屈原长叹一声，只好离开了。

秦王没有兑现承诺，最终使怀王受骗。受骗的怀王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前0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前99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死秦国，顷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顷襄王二十一年（前78年），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汨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屈原死后，留下了一些优秀的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离骚》。

《离骚》的形式来源于楚国人民的口头创作，诗人又将之加以改造，构成长篇，使之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它的语言精炼，吸收了楚国的不少方言，造句颇有特色。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丑恶，抨击了他们的奸邪、纵欲、贪婪、淫荡和强暴。同时，他也塑造了坚持正义、追求真理、不避艰难、不怕迫害、热爱乡土和人民的人物形象。

《离骚》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浪漫主义抒情诗，诗中无论是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还是一些事物特征的描绘，诗人都大量采用了夸张的浪漫主义表现手法。神话传说的充分运用，展开了多彩的幻想的翅膀，更加强了《离骚》的浪漫主义气韵。比、兴手法的运用，在《离骚》中是非常多见的，如他以香草比喻诗人品质的高洁，以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以驾车马比喻治理国家，等等。

楚辞又称“楚词”，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种是诗歌的体裁，一种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诸人的仿骚作品。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都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

同时，楚辞也是楚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了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原、宋玉的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以其深邃的思想、浓郁的情感、丰富的想象、瑰丽的文辞，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它的比兴寄托手法，不仅运用在遣词造句上，且能开拓到篇章构思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创作的楷模。而它对其后的赋体、骈文、五七言诗的形成，又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了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两大流派。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春秋古文》、《左氏传》。《左传》的绝大部分内容是在《春秋》经文基础上，进一步补叙其历史事件原委，全书的体例、思想体系也大体与《春秋》一脉相承。

传说《左传》的作者是和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左丘明（公元前年～前年），姓丘名明。左丘明博览天文、地理、文学、历史等大量古籍，学识渊博。曾任鲁国左史官，在任时尽职尽责，德才兼备，为时人所崇拜。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事详细的编年体断代史，其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年），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8年）。它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等内容，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诸如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的频繁战争；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左传》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其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善于叙事上。其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插叙、陪叙、明叙、带叙等0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

《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是写战争。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描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著名的“崤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另外，在战事叙写中，作者还善于穿插细节，以烘托气氛，增添波澜，交代重大契机。如“邲之战”写晋军战败逃亡济河争舟的细节即是一例。

《左传》的语言简练而丰润，含蓄而畅达，曲折尽情而极富表现力，无论叙述语言还是人物语言大都能如此。尤其人物语言中的外交辞令，许多都堪称脍炙人口的名篇，如屈完对齐侯、展喜犒秦师、烛之武退秦师、王孙满论鼎、吕相绝秦等，或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或辞令激切、语挟风霜，均用辞雅正，曲尽人情，各得其妙。

《左传》还记录了春秋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内容。从盛大的祭典、燕享，到等级森严的宗法和礼制。从婚丧嫁娶等各种风俗，到名目繁多的奉祀、禁忌。并且，节气时令、天灾水害、星象历法、地理沿革各方面，《左传》也都有所著录。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足以称之为春秋时代的“百科全书”。

《国语》是一本史料汇编，《国语》以国分类，各自成章，记载了上自西周穆王征犬戎，下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约00年的历史，以记言为主，兼以记事，通过上层统治阶级士大夫的言论、辩论来反映历史事件，探讨兴衰治乱之根源，史论结合，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进步。而且，《国语》的记叙涉及到边远地区，也记载了诸如经济、制度、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可补《左传》之不足。

《国语》的作者也是有争议的，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其后班固、刘知几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的。

在神与人的关系上，《国语》已是人神并重，由对天命的崇拜，转向对人事的重视，重视人民在江山社稷中的作用。虚构的章节往往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如“骊姬夜半而泣进谗言”，非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但却成功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物形象，也是《国语》最具特色，最值得为之喝彩的地方。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并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而是有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了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刻画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国的事件时，集中了一定的篇幅写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人物传记。

就文学价值说，《国语》虽不及《左传》，但比起《尚书》、《春秋》等历史散文还是有所发展和提高的，具体表现为：作者比较善于选择历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论，来反映和说明某些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通过召公之口，阐明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著名论题。在叙事方面，亦时有缜密、生动之笔，如《晋语》记优施唆使骊姬谗害申生，《吴语》和《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多为《左传》所不载，文章波澜起伏，为历代传诵之名篇。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为刘向所编。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分为策，共卷97篇，约万字。

刘向（约公元前77年～前年），本名更生，字子政，西汉沛县（今属江苏）人，楚元王刘交四世孙，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主要活动在元帝、成帝时代，他曾屡次上书弹劾宦官，两次下狱。汉成帝时，更名为“向”，任光禄大夫，受命收阅整理经传诸子诗赋为书籍。一日，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命名为《战国策》，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