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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摩意绝学（第2页）

同时，这一场欧洲电讯界的收购战，令李嘉诚长和系的股票价值大幅飙升，李嘉诚的财富激增至687亿元。短短1个月，和记黄埔（013）股价已升逾三成六。

跟鬼谷子学绝学：

幸运成就不了常胜将军，真正的胜者是会做长线投资的。只看重眼前利益，热衷于短期投资的人永远只能做个朝不保夕的投机者。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切忌急功近利，不然最终会一事无成。

想做大事，先做小事

鬼谷子语录：

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所谓主事日成者，积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此可用；积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

语录精解：

那些有很高修养和智慧的人谋划的什么行动总是在暗中进行的，所以被称为“神”，而这些行动的成功都显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所以被称为“明”。所谓“主事日成”的人是暗中积累德行，老百姓安居乐业，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享受到这些利益，他们还在暗中积累善行，老百姓生活在善政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普天下的人们都把这样的“谋之于阴，成之于阳”遥政治策略称为“神明”。那些主持军队而日益压倒敌人的统帅，坚持不懈地与敌军对抗，却不去争城夺地，不消耗人力物力，因此老百姓不知道为何邦国臣服，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普天下都称这种“谋之于阴、成之于阳”的军事策略为“神明”。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脚踏实地的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蹴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这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倭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倭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幸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铢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咸丰八年（1858），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亲自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做湘军的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做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都要亲自检察。有一次见矛杆不合格，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了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他的这种做法，有人又归纳为“约字诀”。陶怀仲在《析论曾国藩》一文中总结说，曾国藩修身有“静、耐、约”三字诀，“约字使他治经史之学，务实际不求博雅，治军则专从实际处入手”。实际上，这个“约”字就是“实”字，它反映的是做事从浅处、简处入手。曾国藩称之为“守约”。咸丰九年（1859）十月他对幕僚李榕讲了一番话，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跟鬼谷子学绝学：：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这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借助外力，最终成功

鬼谷子语录：

其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静也。正者，宜也。喜者，悦也。怒者，动也。名者，发也。行者，成也。廉者，洁也。信者，期也。利者，求也。卑者，谄也。故圣人所以独用者，众人皆有之；然无成功者，其用之非也。

语录精解：

在实施“摩意”时，有用和平进攻的，有用正义责难的，有用娱乐讨好的，有用愤怒激励的，有用名词威吓的，有用行为逼的，有用廉洁感化的，有用信誉说服的，有用利益诱惑的，有用谦卑夺取的。和平就是安静，正义就是刚直，娱乐就是喜悦，愤怒就是激动，名就是声誉，行为就是实施，廉洁就是清明，利益就是需求，谦卑就是委曲。所以，圣人所独用的“摩意”之术，平常人也可以具有。然而没有能运用成功的，那是因为他们用错了。

商场上的竞争，与其他行业的竞争一样，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智力竞争。因此，选择帮手应更加重要。帮手选得好，事业成功的把握就大，而一旦用人不当，后果常常不堪设想——用错一个人，往往会坏了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整个江山。

“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皇帝要太监，老爷要跟班，只有叫花子不要人照应。这个比方不大恰当，不过做生意一定要伙计。胡先生的手面你是知道的，他将来的市面要撑得其大无比，没有人照应，赤手空拳，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这番话是“小和尚”陈世龙对阿珠父亲老张说的。老张本来是一个很胆小的老实人，以前因为有和胡雪岩结亲戚的打算，因此接受胡雪岩的建议回湖州来开丝行；后来胡雪岩觉得娶阿珠做“小”不妥，便用计撮合了阿珠和陈世龙的一段姻缘。因为这个原因，老张觉得再受胡雪岩的照应也不妥，便想打退堂鼓，陈世龙为开导老张便说了上面这段话。

陈世龙的话，既是在启发劝解老张，也说出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的最深刻的原因，即要有人帮忙，要有人照应。当然，一个人要立身于社会，不管是在官场、商场，还是在别的什么“场”，都少不了要靠自己的才识、能力。所谓才识，无非就是搜集信息、正确决策的能力，就是能见人所未见、准确判断的能力，就是巧妙运用一切有利因素、制订出合理计划并付诸行动的能力。没有这些，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但当这些自身条件都具备之后，外界的所谓靠山、人缘，也即能给自己带来成功的帮手，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没有人帮助、照应，真正是天大的本事也是枉然。

事业鼎盛时期，胡雪岩的钱庄遍设杭州、宁波、上海、武汉、北京等地，典当行开了二十多家，胡雪岩自身还要兼理丝茧、军火生意，手下分号的用人自然成了头号问题。

比如王有龄自然是很会做官的，除了他自己会做官之外，没有别人的帮助，他也决不会成为后来浙江官场的红人。当初他只是一个落魄文人，没有功名，花钱买了个正八品的盐大使还是候补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官职还得有机会，这种机会又是那么渺茫。正当他穷途末路之时，比他小十岁、当时年仅二十的胡雪岩资助了他五百两银子，助他进京买了个候补的七品知县。王有龄得此资助进京，又巧遇外任江苏学政的何桂清。何桂清幼时家贫，曾受到王有龄父亲的照顾，于是向浙江巡抚黄宗汉推荐王有龄。而此时的黄宗汉因逼死布政使（藩司、藩台）椿寿而需何桂清替其掩盖责任，很快就任命王有龄为浙江海运局“坐办”，实际上主持工作。于是王有龄一下子便成了黄宗汉门前的红人。不用说，没有胡雪岩的帮助，没有何桂清的照应，或者黄宗汉根本不买何桂清的账，王有龄大概一生一世也只能以一介落魄书生客死杭州了。

王有龄后来的官运亨通，也是得自于胡雪岩这个帮手。刚一接手海运局坐办的差使，就遇到漕米解运的麻烦。漕运积弊已深，初改海运，事情千头万绪，而且势必触动漕帮利益，漕帮定然不肯将浙江粮食运往出海口，且部门重叠、政令不畅，官僚政客各自盘算自己的得失，海运一事难以很快实现，而朝廷却一再催促南粮北运，以解燃眉之急，加上王有龄刚刚踏进官场，人生地不熟，他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也正是在胡雪岩的出谋划策下，打破常规大胆地用就地买粮的办法，在上海附近买粮、就地出海，解决了浙江漕米迟迟运不出去的问题。具体运作也是胡雪岩凭着他的手腕，用金钱开路，用酒肉敲门，用各种办法收买、笼络官吏、漕帮首领、钱庄老板、粮商，在生意场上精于算计，诱之以利，从而使海运一事顺利实现，也使王有龄初战告捷，巩固了他在官场的地位，他也很快升为湖州知府。

不用说，“小和尚”认为胡雪岩本事再大也要有人照应，自然也是事实。实际上，在胡雪岩走向“红顶商人”的辉煌顶点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像王有龄、左宗棠、古应春、尤五、郁四、刘庆生乃至如张胖子、刘不才、“小和尚”这些人的帮忙、“照应”，他确实是“天大的本事也无用”。

“越是本事大的人，越要人照应。”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浅显的道理。越是简单浅显的道理，也越是至理。因此本事越大的人，也越要牢牢记住这个道理。

所以，“用人”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话题，千百年来人们总是在这个问题上走着螺旋式的道路。孟尝君能用“鸡鸣狗盗”之徒，逃生泰国，躲过杀身之祸；楚怀王不能用人，听信奸佞之言，终于客死秦国。楚霸王不能用人，虽有万人不敌之勇，但还是酿成乌江自刎的悲剧；刘邦能用人，文有萧何，武有韩信，最后当了高祖皇帝。曹孟德能用人，削平中原；袁绍不能用人，有官渡之惨败。唐太宗能用人，成贞观之治；唐明皇用人不当，造成安史之乱……能不能用人，大则国家兴亡，小则个人成败，是一个于人于国均十分重要的问题。

王有龄靠着运气，得到胡雪岩的资助，进京买个官职；又靠着与江苏学政何桂清的关系，得到浙江巡抚黄宗汉的任用，得了浙江海运局坐办的实缺，真正做起官来。但这个浙江海运局“坐办”的官差，实在难以料理：要把浙江应征的十几万石粮食运出浙江，由于运河交通不畅，官府之间互相推诿设卡，运粮一事难以近期完成。王有龄充分任用足智多谋的胡雪岩，靠着胡雪岩的大胆策划、周密部署、多方打点奔走，由海运局出面担保，钱庄垫钱、漕帮卖粮以充漕粮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这个计划的设想由胡雪岩提出，各个细节由胡雪岩推敲，各个环节也主要由胡雪岩去沟通。事情做得巧妙顺利，各方皆大欢喜。王有龄的成功，没有胡雪岩的鼎力相助，无论如何是得不到的。

跟鬼谷子学绝学：

做生意跟同行对手竞争，竞争到最后就是拼人脉。利用自己的人脉来为自己的生意铺路，是最明智的选择。所以说，人脉最重要，做生意就如同下一盘棋，只有全局把握好，最终才能把生意做大、做强。

处世之方，谨慎为妙

鬼谷子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