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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耐劳忍气曾国藩的居官不败之要（第1页）

历来仕途多变幻，功成身退有几人。曾国藩置身官场的漩涡之中，能够常保盈泰，稳坐钓鱼船，成为“中心第一名臣”，除了他自身聪敏，善于处变而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谨慎耐烦作为自己的原则。他为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以谨小慎微做为至高准则，深思远虑，耐劳忍气，力尽人事，克己践行，没有一刻放松对自己的戒惕和监督，因而才得以在宦海的风浪中稳步前进，步入辉煌。

时刻要能耐烦

曾国藩语录：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曾国藩认为：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这是因为身在官场都会遇到许多烦事，还必须要处理许多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烦事还可以，处理两件烦事也还凑合，但三件或二件以上的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这样就有可能使自己心浮气躁，做出一些不符合理性的事情来，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后果。

做官要耐烦，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入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俱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曾国藩认为，做官能做到耐烦，这主要来源于平时对心性的修养，下面的这些话就基本了包括了曾国藩训练人耐烦的主要内容。

曾国藩引用庄子的话说：“美名成功于长时间的积累．”骤然为人信服的人，那么这种信任是不牢固可靠的：突然之间就名噪一时的人，那么他的名声一定大于实际情况．品德高尚，修养很深的人虽然没有赫赫之名声，也无突然而得的美名：这就像一年四季的更替，是逐渐有序地完成一年的运转，让人们不知不觉．因此，一个人诚实而具美质，就像桃李，虽不说话，但由于它的花果美好，自然会吸引人们慕名前来．

他还曾经说：吴竹如教诲我说“耐”．我曾经说过：“做到了‘贞’，足够干一番事业了，而我所欠缺的，正是‘贞”．竹如教给我一个“耐’字，其意在让我要在急躁浮泛的心情中镇静下来，达到虚静的境界，以渐渐地向“贞”靠近．这一个字就完全能够医治我的心病了!

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热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干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以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以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事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嫉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你们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功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可惜这番道理太高了，不能向平常人讲说罢了!”

不但当官要耐烦，而且人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人生之事，十之八九不符合心意，怨天尤人总不是办法，只有静下心来冷静思考、慎重处理才是根本之道。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个人越控制不住大局。

须以谨慎为怀

曾国藩语录：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

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