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了晋商,到了这里,就不得不提一提晋商这个群体(不是作者啰嗦,后面晋商还会出场,戏份还不少,不得不先交代清楚。)
所谓晋,自然指的是现在的山西一带,这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左边太行山脉,右手吕梁山脉,两条山脉之间夹着一快狭小的盆地,人多地少,肚子填不饱。
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一个地方的富裕与否全看当地的粮食产量。粮食产量高,例如江南等地,全是上好的水田,亩产动不动就两石以上,自然富裕。整个山西之地,水田很少,大多以山地旱田为主,结果自然是粮食产量很低。种粮一升种下去,辛辛苦苦大半年,到了秋天顶多收个五斗,当时的童谣可以为证:“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
唐朝以后,明朝以前,这段时间内山西人过得很苦。到了明太祖立国,苦逼了几百年的山西人终于翻身了。明太祖赶跑了蒙古人,在和外族交界的地方设立了九座军事重镇以做防御,这些边镇后来便演化为大名鼎鼎的九边。既然是军事重镇,自然会驻扎大批的军队。何况北方等地,经过历朝历代的开发,到了明朝时环境已经破坏殆尽,粮食产量也上不去,再加上当时天下粗定,人口锐减,大批的田地荒芜也没人耕种。这些军事重镇的粮草供给,便得千里迢迢的从江南、湖广等地运来。
由官府来组织运粮,效率低下不说,损耗也实在太大。据说有时候从江南运一石粮食道边镇,路上要消耗掉七石之多。于是,明太祖便采纳了一种新办法,改由商人来组织运输粮草,这便是大名鼎鼎的开中制。也就是由商人将粮食运送到边军,然后凭皆完粮证明换取盐引,再凭借盐引换取食盐。
九边重镇之中,大同镇,太原镇都在山西境内,晋商们天生便占了地利之便。再加上山西人实在是苦够了,所谓人穷则思变,反正活不下去了,于是一咬牙,咱们凑钱来运吧!没想到这一运,便成就了晋商的鼎鼎大名。虽然粮草转运艰难,架不住这食盐利润太过厚重,几十年下来,晋商们便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晋商们凭借开中法得来的廉价食盐,大肆排挤传统盐商。价格比不过人家,传统盐商自然不敌,乃至以盐商集中而著称的扬州,排名前十的富豪都是清一色的山西口音。
倘若就这样持续下去,也没有问题,大家各取所需,皆大欢喜。一方面晋商们继续发大财,另外一方面,许多晋商发财后,便在河套等地大肆购买土地,请人耕种,获得粮食后就地转交边军(商屯)。如此下来,晋商们蒙头发大财,大明朝廷也不用担心边镇粮食问题。到这个时候,晋商们还是清清白白,良心做人。
晋商这财发的太快,可谓是日进斗金,在朝中又没有相应的靠山支持。这下其它地方的势力开始眼红了,凭借其在朝中的靠山开始影响朝政。明太祖时期,只有运送粮草到边镇(本色),才能换取盐引。到了永乐时期,只要是边镇需要的,不管你运什么过去,军饷也好、马匹也好、茶叶也好(折色),都能换取盐引。于是产马的地方便运马去,产茶的地方便运茶过去,纷纷来分一杯开中法的羹。这样下来,大家的食盐进价都是一样,晋商的垄断地位便开始动摇。
到了嘉靖时期,大奸臣严嵩当政,开中法更是败坏的一塌糊涂,根本不需要运东西去边镇,商人只需要交钱就能买到开中盐引。这个时候,开中商人和传统商人已经完全一模一样,大家的进价一般无二,那还开个毛的中啊。如此下来,晋商们的优势荡然无存,在食盐领域的垄断地位也就此消散。与此同时,大明九边重镇也开始缺粮,边军战力开始一落千丈。
晋商们没办法靠开中法继续垄断食盐赚钱,便开始打其它主意。恰好这时候蒙古坐大,经常袭扰大明。于是晋商便和蒙古人勾结起来,替蒙古人做白手套。自己偷送军械、铁、茶、盐等东西去蒙古,再将蒙古人从大明抢掠过来的东西转卖回大明。
走私、销赃照样是暴利,没了食盐这条财路,晋商照样过得有滋有味。晋商们去蒙古有两条路,一条从杀虎口出关,谓之走西口。另外一路则是从张家口出关,谓之走东口。这便是大名鼎鼎的走西口、走东口。当时蒙古主力在西边,所以此时走西口的多,走东口的少。
好梦容易醒,晋商们走私销赃这条财路没多久也废了。到了隆庆朝,大明接连出了高拱、张居正、戚继光、李成梁等一批牛人,十几年下来,把蒙古人揍的满地找牙,不敢再轻易叩关。没有了赃物可销,老老实话的贸易有几个钱好赚?还走毛西口啊!于是晋商们又进入了低潮。
好在没过多少年,辽东的建奴又开始兴起。这下把晋商们高兴坏了,有了和蒙古走私销赃的经验,尝过了走私销赃的甜头,自然二话不说重拾旧业,纷纷走东口绕道蒙古去和建奴接触。
建奴刚刚草创,除了抢来的金银外啥都缺,难得有人肯送东西过来。这下双方一拍即合,晋商们开始走私各类物资去建奴,建奴则支付从大明辽东抢来的财务以做报酬。大家配合默契,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晋商们和建奴皆大欢喜,只是把大明朝廷给坑惨了。
到了这里,不得不再说一下晋商的另外一个特色。当初晋商发达起来,靠的便是开中法,吃的是政策饭。可惜一开始晋商们虽然赚了钱,却没有在朝中培养自己的势力。等到其它商人眼红开中法这一块肥肉,利用其朝中的力量来影响政策,转眼间便把晋商踩在了地上。
到了此时,晋商们才知道在朝廷培养代言人的重要性。自此以后,能赚十文钱,便会拿出五文来贿赂朝廷官员,如此十几年下来,倒是在朝中培养了不少自己人。在朝中有了保护伞,晋商们偷偷走私销赃几十年也没人发现。
等到了崇祯朝,晋商们日子更好过了。一方面是和建奴的交易额剧增,另外一方面,崇祯这个白痴自己把厂卫给废了。没了厂卫的存在,晋商们胆子更大,贿赂拉拢边将后,便开始放心大胆的走私,上万车物资就这样光明正大的出关。
最后再提一下后世的一个争议。不可否认的是,银票这个东西的出现,晋商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将晋商的财富解释成开票号所得,那就实在是瞎扯了。当时的票号,主要是用来周转之用,既不让普通人存款,也不对普通人放贷(真正的存放贷业务,直到清朝中后期才兴起)。例如后来晋商们走私盐、铁、粮食、军械、茶叶等物品时,既要从产盐的地方买盐,又要从买铁的地方买铁。而这些地方所在又不相同,如此频繁的交易,自然涉及到银两的频繁转运,既不方便,也不安全,晋商们便想出用银票来解决此事的法子。
许多人误将此时的票号当做后世的银行,认为票号可以通过存款和贷款的利息差来赚钱,这就是开玩笑了。当时的交通并不发达,人际关系也很简单。老百姓倘若要借贷,也会找相熟的人来借贷,不会去找票号。面对不知根底的普通人,票号也不敢冒险来放贷。如果一定要说有,也是晋商票号之间的相互拆借。所谓肉烂在锅里头,这些借贷不会让晋商们的总体财富有所增加。而且据史书所记载,晋商们赚钱之后干嘛?融成上千斤重的银球藏在地窖之中,哪里拿去放贷了?
背景交代完毕,再来看看现在的情形。
此时和建奴勾结的晋商之人,便以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人为首。
宁完我既然出主意,让范永斗先垫付五十万两银票,自然有自己的把握。和大金往来的晋商之中,唯有这八大家为最,其中范永斗更是其中魁首,光是去年一年,范家商号和大金的贸易往来就达到白银三百余万两。有着如此大笔的交易额,又有皇太极的信誉作保,再加上宁完我同范永斗的私交,垫付五十万两,实在不在话下。
事不宜迟,皇太极便当即写下了亲笔书信。然后朝旁边的范文程示意了一下,范文程诚惶诚恐的走来过了,谢过罪后,这才小心翼翼的提起皇太极御用的毛笔,就着残墨,忍气吞声的给王启年拟定了一份认输赔罪的书信。
两封书信俱已经完成,皇太极便吩咐亲卫把书信交给宁完我,然后交代道:“宁先生速将此信送去介休范永斗处,请其速速替咱们在王启年面前转圜,并顺便将范先生的书信转交给王启年。”
宁完我点头答应。下来后便吩咐手下的细作十万火急的将书信送去介休。
数日之后,范永斗接到书信,仔细确认无误之后,便吩咐家中仆人星夜前往京师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