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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武侯治蜀（第3页）

首先，曹魏不是纸老虎，也不腐败或腐朽，国情并不比蜀汉差。其次，益州虽为天府之国，却很难成为夺取天下的根据地和策源地。第三，诸葛亮的能力特征，是治国第一，治军次之，用兵最差，又岂能战胜曹魏？[11]

曹魏非速亡之国，益州非进取之地，诸葛非将略之才，都决定了北伐不可能成功。因此魏军统帅司马懿信心满满地说：别看孔明来势汹汹，消灭他却指日可待。[12]

敌人都看得清的，诸葛亮不会不明白。实际上，当年他在隆中就说得很清楚，北定中原，复兴汉室，一要天下有变，二要两路出兵。现在，天下无变而荆州已失，岂是可以大举兴兵推翻曹魏的时候？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坚持北伐？

除了政治理想，还有现实问题。这一点，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得非常明白——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很清楚，北伐的原因，是益州疲弊。

所谓疲弊，其实就是弱小。然而越是弱小，就越要奋发图强。以弱为强，犹可自保。如不主动进攻，就只有坐以待毙。所以，刘备要攻汉中，关羽要围襄樊，诸葛亮也要出祁山。这是他们的一贯方针。[13]

问题是，蜀汉虽然弱小，却非危在旦夕。曹魏方面既不曾主动进攻，东吴方面的盟好也已修复，南中各郡更在两年前基本平定，至少相安无事。那么，北伐之前的蜀汉政权，怎么会处于“危急存亡之秋”？

如非外患，必因内忧。

内忧是毋庸置疑的。荆州、东州和益州三大势力的三重矛盾，是根本利益的长期冲突，绝无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哪怕诸葛亮人品再好，能力再强。

事实上，蜀汉之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益州集团兴风作浪，开门揖盗。问题在于，这个内忧目前还只是隐忧，不能明说也不敢明说，《出师表》只能话里有话。

大政方针则确定无疑，那就是不断地北伐曹魏，让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因为无论是转移注意力，还是加强凝聚力，战争都是最好的手段。如果还要整治或镇压反对派，更是便当得多。

这是另一种以攻为守，也是一箭双雕。

没错，小国更要图强，安内必先攘外。

不过，以攻为守也好，以外防内也罢，既是妙棋也是险棋，关键在于分寸。仗打小了，不起作用；打大了，敌人倾巢而出，内鬼开门而应，岂非自取灭亡？

这对诸葛亮的智慧是一个考验。

诸葛亮却稳如泰山，他甚至拒绝了魏延的“子午谷奇谋”。这位刘备最赏识的将领提出，由他率领五千精兵顺子午谷直捣长安，诸葛亮则亲率大军走斜谷挺进陈仓。长安拿下，两军会合，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

这当然堪称奇谋，只可惜变数太大。远道袭人，事机难测。故千里用兵，必须慎之又慎。更重要的是，北伐曹魏只是手段，保住蜀汉才是目的。

也就是说，“兴复汉室”的旗帜必须高举，“汉贼不两立”的原则必须坚持，北伐也必须不断推进，却又绝不能再来一次关羽失荆州、刘备败猇亭。

因此，诸葛亮不可能采纳魏延之计。

也因此，他还要杀马谡（读如肃），废李严。

作为诸葛亮的亲信和挚友，马谡是因为丢失街亭而被判处死刑的，然而为他痛哭的人竟达十万人之多。诸葛亮则流着眼泪解释说，天下分崩离析，战争没有尽头。如果不能严明法纪，我们又靠什么去战胜敌人？[14]

显然，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就是为了“依法治蜀”。因此撤回汉中后，马谡、张休、李盛被杀，赵云被贬，黄袭被夺去兵权，诸葛亮自己则降为右将军，地位比前一年晋升为前将军的李严还略低一点。

无疑，这是做给所有人看的，但主要观众是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诸葛亮很清楚，这两个集团的利益诉求根本不可能完全满足，除非荆州集团让出执政地位。

这当然不可能。

既不能诱之以利，又不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义，那就只能绳之以法。而且，也只有做到执法如山、令行禁止，大家才心服口服。对付反对派是如此，对付李严那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是如此。

马谡死后三年，由于诸葛亮、魏延、杨仪、邓芝、费祎（读如依）、姜维等二十余人的联署弹劾，蜀汉政权的二号人物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梓潼（今四川梓潼）。此事的案情扑朔迷离，李严的罪名也难以置信，但他危害到政权的稳定，当是事实。[15]

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不是空谈。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不是空谈。

这就是诸葛武侯之治蜀。十一年间，他东和孙吴，南定夷越，北伐曹魏，内修法制，既坚持了刘备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又推进了《隆中对》的既定方针。

那么，蜀汉政权保住了吗？

没有。

蜀汉之亡

诸葛亮去世二十九年后，蜀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