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文献记载,洪武十三年的时候,吏部上书:“税课司岁征额米不足五百石者,凡三百六十四处,宜罢之。”
而这里的五百石米,大致折合二百五十两至三百两。
也就是说,有三百六十四个税课司,一年收上来的商税,还不到这点钱。而当时全国的税课司总数量,仅仅只有四百余!
换言之,整个大明国内,一年收上来超出三百两的课税司,仅仅只有三四十个……
而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一点,大明的商税数量,可怜得令人想哭。
加上历朝历代“重本抑末、重农抑商”的惯性思维,老朱做出海禁政策,就当时来说,是存在着一定合理性的。
老朱的错,不在于海禁,而在于他太过偏执,希望一个固化的框架来运行大明,不允许后世接班人擅自改变“祖宗成法”!
别以为朱老四开放了海禁,他并没有,哪怕是郑和一次次远航,创造了属于中国人的海上传奇,但这只是官方的远航活动,不是民间的,而且整个过程中,民间远航事业也没有开启。
虽然后来有隆庆开关,但大明的航海事业已经受挫。
顾正臣之所以在此时对工部尚书等人提出远航建议,是为了借他们之口,去影响与改变朱元璋的意志。
因为在明年,也就是洪武七年九月初九,朱元璋将会废罢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提举司,这也意味着海禁的进一步强化!
若任由海禁步步强化,那大明王朝想要重开大海,三十一年内是别想了。
可想要拉动大明的国库收入,海运海利是很难舍弃的一环。
当然,现在的市舶司运作很失败,甚至是亏本运行,被裁撤掉无可厚非,关键是这种亏本不是民间与海外的贸易造成的,而是大明官府与海外诸国的官方贸易造成的,是老朱定下的“厚往薄来”政策造成的。
人家来一趟,带来了五百贯钱的货物,临走的时候,老朱非要送人家三千贯的礼物,这长期以来,谁能承受得了,别说市舶司,就是世博会这样搞也赚不了钱啊。
顾正臣很希望能寻找机会,改变老朱给大海上篱笆的意志,养廉银或许可以作为推动官员说服老朱的一个引子。
“海上贼寇横行,确实是个问题。然一味被动防守,既不利沿海百姓营生,也无法根绝贼寇。何况大海利在长远,若是朝廷能兴大海舟,远航靖海,铺平贸易之路。哪怕是以官为主,其利也不可忽视。就以香料来论,那东西运到金陵,顷刻便是大量银钱……”
顾正臣小心地引导。
李敏、黄肃等人都知道香料这东西有多金贵,在金陵更是紧俏货物,十两银未必能买来一斤胡椒。
顾正臣现在还吃不起香料,哪怕是后世,香料的价也不算低,香料这玩意值钱,以至于有些时候,明代皇帝直接拿香料当俸禄发,比如朱老四……
饼画得很大,却没人下口。
黄肃叹息一声,无奈摇头:“非工部不愿打造海舟,而是没有旨意,哪怕是添置海舟,也是紧着向北运输军需物资,怎么会用来剿匪远航做贸易……”
李敏凝重地说:“市舶司设置之初,陛下的心思是通夷情,抑奸商。你的心思,恐怕是想借官方贸易开出海路,而后引入商人百姓入海经商吧。这不可行,陛下不会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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