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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第2页）

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在诗体解放方面开风气之先；郭沫若的新诗充满“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诗的意象、境界、神韵方面却未见像样的成果。

沈从文在讲义中，提到郭沫若，肯定了他“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同时还说，“用年青人的感情，采用虽古典而实通俗的词藻与韵律，以略带夸张的兴奋调子写他的诗，由于易于领会，在读者中便发生了无量的兴味”（《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文信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评论家的直笔，是正气的体现。以朱自清推崇郭沫若，便不准别人指点郭沫若，有些没道理，拉出正直、老实、干净的朱自清做挡箭牌，则更有些可笑。

朱自清是个传统文人，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人生的低调，常常是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他有《盛年自怀》一诗：

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各自寻觅出路，都在“蹉磨”中努力奋斗着。在一路选择和实践中，总会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相知相惜。在教育、文学、出版领域的耕耘中，朱自清以其个性和文化人格，找到叶绍钧、丰子恺、刘半农、闻一多、俞平伯和沈从文诸正直善良，有着文人节制、淡泊人生态度的同好、朋友。

朱自清或为郭沫若的才华所吸引，为他的文史成就所折服，此乃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的表现。一个正直的文化人，是会公正地评价同类的。朱自清客观地推崇郭沫若，这很正常。但在感情、友谊的归属上，他的心与叶绍钧等老友是相通的。文化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态度投入时代。朱自清寄怀于“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给历史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他怎会与革命高潮来时从政、革命低潮来时退到书斋著述的郭沫若成为莫逆呢？

1937年，同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因请郭沫若到清华大学任教之事，发生过不愉快。

“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闻一多，也对郭沫若的新诗甚为欣赏。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闻一多平时讲课，总好称道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毛诗、楚辞及古代神话中，他多次引用郭先生研究金文的所得。他佩服郭先生的卓识和胆量，能创造。当时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捕，但闻先生就曾多次表示，为了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应礼聘郭先生来讲学。

闻一多的新诗虽不如郭沫若激进，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疾苦，关心民族命运，甚至一度参加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同时，闻一多对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多有建树。这两点与郭沫若相近。他对郭沫若产生崇敬，倒也自然，非阿谀也。

听说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说，还向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朱自清在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冯（友兰）告以闻君意见。为商谈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决定。闻直接向冯提出此请求，令余惊异。

有人从朱自清的日记判断，朱自清对闻一多未与自己这个国文系主任商量，就向文学院院长提求聘郭沫若来任教，是对自己不尊重，于是“有些不快”。这实在是对朱自清的有意诋毁。朱自清温厚谦恭，人所共识，其一生从不计较人们对自己之毁誉短长，他岂为闻一多未与自己商量，就向冯友兰提出聘郭沫若而不快。

不错，看朱自清这则日记，仅看“闻君”“闻”这样的称谓就会发现，他的确生气和“惊异”了。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我们确实见到朱自清对郭沫若新诗的推崇，从后来的文字中，也发现他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高度评价。这表明朱自清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有以科学的态度尊重每位学者的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将任何人引到自己身边。非志同道合者，何必斜阳近巷，夜语昏灯？他要结交的是平常的耕耘者，而不是建功立业的斗士。他更情愿在寂寞中耽于心灵跋涉，而不热衷于在“独善”和“兼济”中纠缠。他要守住的是一贯的平实、正直。

朱自清的确为闻一多的书生意气而不快。

查朱自清日记，有关创造社的记载，最早为1924年8月15日。那是反帝爱国浪潮最为澎湃高涨的年代，也是二十五岁的朱自清反帝反封建、充满愤激的日子。他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刘蜚雄倾向创造社，他说金志超亦如此。我觉创造社作品之轻松，实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后者是不可强为，不是可及的。前者则自成一体，可否独占优胜，尚难说定也。

1924年，文学社团蜂起，有五六十个，但最有影响力的、最有名气的文学社团，是新月社、语丝社、文学研究会，还有革命口号最响的创造社、太阳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元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叶绍钧）等人，后朱自清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章程》）。其会刊是《小说月报》。

同年，创造社诞于日本东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结成。一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又提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后来又倡导“革命文学”。其文学主张，自相矛盾。社刊先后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十余种。

作为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评价创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于流派意识的品格，为文坛所称道。

朱自清在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新诗的：

他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且不说朱自清此诗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比如“中国缺乏冥想诗”，“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就说错了，诗经、楚辞、唐诗里，冥想诗多得很，庄子、李白诸公从来都是情景交融，哪里“只当背景用”？庄子、楚辞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名篇吗？“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轮不上“郭氏诗是第一回”了。屈原的《离骚》融人、神、自然于一体，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完整的图画，象征诗人高洁的品德，早“郭氏”几千年。朱自清论郭沫若新诗时，对中国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论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请注意，朱自清在称赞郭沫若的诗的特点之后，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读到此，我们应该清楚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新诗并不只是赞誉。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所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若谷对待一切人的胸怀。

有些论者，在谈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诗时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互动”（《朱自清与郭沫若》）。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又说“朱自清对郭沫若的认同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就有悖于历史真实了。倘说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义蔑视、攻击鲁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适、叶绍钧、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8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当月，朱自清胃病发作，不幸逝世。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联名致电清华大学，悼念朱自清。17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暨香港分会十九人，致电清华大学朱自清治丧委员会，“遥申哀悼”。9月1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在香港举行朱自清追悼会。三次追悼会，郭沫若都参加了。他是代表共产党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活动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评价是：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话，是对一生保持着光明正义的执着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中都显示出高尚人格的、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评价。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

——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或称“新月诗派”）。它并不是纯文学艺术社团，而是当时上流社会部分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性质团体。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余上沅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新月社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理论上产生不小影响，贡献不俗。他们以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为基地，发表诗歌创作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流派特点。徐志摩的诗歌前面已经介绍，不再重复。闻一多的《死水》为诗歌格律化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他的《诗的格律》进一步提出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美学理论。闻一多和其他成员，开创了一个诗的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