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时候了,干吧!
新政权面临危机
胜利还是来得太快。
突如其来的胜利让周人有点措手不及。好在他们头脑清醒,很快就认清了形势,找到了对策。
且看天下大势。
当时的天下,大约有相当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们组成的松散联盟。商王国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员国则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离心离德,有的图谋不轨,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观望,并蠢蠢欲动。现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头就变成了蒜瓣,不难想象天下会是什么样子。
何况这些族群也五花八门。中原地区是“诸夏”,西部地区是诸羌,东有东夷,北有北狄,南方则有百濮和群蛮。其中有部落国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对待商和周的态度也不一样。有的亲商,有的亲周,有的摇摆,有的独立。只有一点相同: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更何况,即便是周的同盟者,也有一个在战后“按劳取酬,坐地分赃”的问题。这些同盟军和附庸国参加战斗,当然也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要报仇雪恨,有的是想趁火打劫,有的早就摩拳擦掌,有的不过随波逐流。但认为胜利之后应该分一杯羹,则人同此心。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对付殷商。
事实上,所谓武王伐纣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总指挥部。战败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外,大部分残余势力仍然散布中原,盘踞淮岱,随时准备卷土重来。
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办法则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为殷商遗民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君主是纣王的儿子武庚。然后,他又把商的国土分为三块,分别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队进行监视,号称“三监”。
如此双管齐下,应该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连武王也没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东方的部落国家,一个个全都反了。而且挑头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监视殷人的那三支部队。
这在历史上,就叫“管蔡之乱”。
新生的西周政权,面临巨大压力和严重危机。
当然,叛乱最终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联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参加叛乱的殷商贵族则被称为顽民或殷顽,被周人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此后,周公又连哄带骗把他们弄到洛阳,住进新城成周,进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边三十里新建王城,作为周的东都和前线指挥部,这才算是“宝塔镇河妖”。
忧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贵的是理性和冷静。
实际上,无论是武王伐纣,还是周公平叛,胜利了的周人都没把殷商贵族当战俘。既没给他们戴上镣铐关进地牢做奴隶,也没把他们当亡国奴。武庚被杀后,周人又把殷的旧都商丘封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级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则任其远走他乡。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成为印第安人的先祖。
为殷顽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国纳粹的集中营。住在那里的殷商贵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领地和臣属。被赋予监视殷顽任务的卫侯康叔,则被告诫要延续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贤人,尊重商的传统,包括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饮食习惯。比如周人群饮,就杀无赦;商人酗酒,则网开一面。
这实在堪称优待俘虏。
西周统治者,难道是观音菩萨?
当然不是。
实际上他们这一套,不过是怀柔政策,甚至别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之子建立的鲁国,殷商遗民甚至可以有自己的祭坛,叫亳社(亳读如博)。亳社与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对亳社也一直客客气气恭敬有加,这难道还不算开明?
恐怕要算。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险恶,那么,周人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
忧患。
天命与授权
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