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他重新又点了根烟,看着一脸期待地李阳道:“具体分成怎么算?”
“呃,我这边投了一百万,你的片酬就……就算五十万吧,一共一百五十万,你占三成怎么样?”
不得不说导演都是人精,哪怕一脸真诚且儒雅的李阳,在计算王大伦片酬的时候也难免耍了个滑头,硬是扣掉十万,让他的分成比例少一点。
王大伦没有计较,其实他们这一代的导演之所以个个是人精,完全是因为这个时代,想想老贾拍《小武》时的苦逼;朱纹在筹备《海鲜》时的无奈;楼烨在拍《苏州河》时拍到最后没钱了,只能先停下来,等凑到钱了再拍等等。
你让张大导或者陈大导这样试试?他们能这样拍出电影吗?所以不精,你就拍不了电影,这完全是被这个时代逼的。
“成!”
其实李阳还算是不错的,至少四十多岁,眼睛依旧清澈,甚至还是个“老愤青”!就冲这点,王大伦对他就很有好感。
直到很久以后,王大伦才知道李阳这种近乎偏执地讨厌“高大全”式的人物,总是在自己电影中刻画人性的矛盾,是和他早年的不愉快有关系。
他小时候家境优越,就读于西安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日常的生活起居有保姆专门料理。但特殊时期开始后,他们一家的生活一下子跌至社会最底层。社会上的人群被截然划为“好人”和“坏人”两大阵营。身为著名演员的父亲被划入了“坏人”阵营,后被昔日好友出卖含冤死去。
为逃避同学的歧视和羞辱,这个黑五类的儿子曾经三次转学。在他记忆中,整个童年都是在逃避歧视和羞辱中度过的。所以,长大后任何一点歧视和羞辱,都会激起他强烈的反抗。
有一次酒后,李阳讲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1990年,他曾作为导游兼翻译,带一个德国旅游团飞赴桂林。在桂林机场办理手续时,安检口顺利放行每一个德国游客,惟独把他拦下要求验血。他坚决不从,大声抗议这一歧视性规定。随团的德国游客,也纷纷以回国要挟,声援他。但机场人员以“执行制度”为由,表示不能通融。他毫不妥协:宁可丢掉工作,我也决不验血!僵持到最后,机场人员才终于让步。这次以游子身份回国,在家门口遭遇的“制度性羞辱”,让他刻骨铭心。
口头上达成协议之后,李阳很高兴,双方就拍摄事宜商量了一下。李阳这边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王大伦现在手头的戏一杀青,他那边就能开机,而且他已经在山西一个偏远地区联系好了一家小煤窑作为拍摄地点。
倒是王大伦这边有些困难,他早就跟女朋友约好圣诞节去香港游玩,而且还通知了雅各布帮忙订好了12月21日到27日的来回机票和在香港的酒店。
最后双方约定,李阳带着剧组先行赶往山西拍摄,到时候王大伦直接过去和剧组会合。
和李阳的合作公司那边倒好说,只要打声招呼就行,之前《海鲜》就是先例,而且双方的合作本来就属于松散型的,只要不影响明年的新戏《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啥都好说。
但是范子怡却跳了起来。中午老公说是去跟人聊聊,回来的时候居然又接了新戏,她原本只是为了年底这段时间又不能在一起感到有些不高兴。但在男朋友做晚饭时,她无意中翻了翻剧本,吓了一跳。
太危险了!剧本里有大量井下拍摄。这年头煤矿的事故实在是太多,没见中央台新闻隔三差五就报道哪里的煤矿瓦斯爆炸了,哪里透水了,哪里又冒顶,被困矿工多少多少。然后各类领导第一时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各种求援,到最后极少有人生还……
范子怡真的担心,谁特么知道会不会掉下一块大石头,咣的一下,她就成小寡妇了。所以她非常不愿意老公接这部戏,而且现在还只是达成口头协议,正式合同还没签呢,吵着闹着要他回了这部戏。
王大伦没办法,只得掰开来分析给她听。首先宋金明这个角色极其难得,人性矛盾的冲突,饱受善恶撕裂的煎熬,要远比《海鲜》里警察邓建国更具有挑战意义,要是演好了说不定还能得个影帝。
其次,李阳下午跟他谈的时候也透露了,他在德国时跟柏林电影节组委会那边有点关系,明年二月份肯定是赶不上了,等再下一届送过去参展。以王大伦多次参加电影节的经验,按剧本的精彩程度,要是不失手,入围某个单元估计不成问题,弄不好还能入围主竞赛单元,角逐一下金熊也不是没有可能。国外保准有市场。
最后他还跟女朋友稍稍透露了一下《海鲜》的前景,他没敢往多里说,打了一半的埋伏也是相当惊人的。
没想到范子怡听到数字只是稍稍震撼了一下,用她的话说,要是人没了,他说的这些理由全都不成立。
没办法王大伦只有发誓赌咒,保证须发无损地回来。晚上又不惜透支体力和宝贵的肾脏,连着两天当了两回“四次郎”,才换得娘娘很勉为其难的恩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