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象范子怡这种八零后或许不太明白喇叭裤是什么,但是对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人来说,喇叭裤那是象征着一个时代。
说起来,这部电影除了故事背景依旧在汾阳,语言依旧是汾阳话之外,老贾依旧沿袭着喜欢用非职业演员的习惯。除了王大伦是职业演员,杨丽娜演过话剧,其他的都不是职业演员,比如文工团团长老徐由前卫诗人西川扮演,演张军的梁靖东和演电工老宋的宋永平还兼任着美术指导,而且从制片主任王红伟到副导演顾正,几乎剧组所有的成员都在片中扮演了角色。
用老贾的话来说,这是他在美学上的兴趣,因为他非常想拍到人的最自然最真实的状态,如果用受过训练的演员,他们受过长时间的语言训练、形体训练,他们的语言方法、形体方法,很难融入他的纪实方法里。一个有过形体训练的演员走在汾阳街上,会很难跟这个环境融合在一起,当然王大伦是个例外。
而王红伟却在暗地里告诉王大伦,虽然《站台》的总投资达到了八百万,但是老贾一心想把这部电影拍成史诗般的规模,不但因为季节不同要分三次独立拍摄,整个制作穿梭于多个外景地,而且还需要通过不断变换的服饰时尚、发型、流行音乐、宣传标语和场景设计来传达时光的流逝。这样算下来资金还是捉襟见肘,这还不算那货毫无节制的使用胶片。所以在演员阵容上,老贾只能从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的成员到他的朋友圈和合作者中挑选,当然还包括一大批汾阳当地的土著。
比如扮演尹瑞娟父亲的演员梁永浩,他就是汾阳当地的警察,《小武》里的警察郝有亮就是他演的。再比如王大伦演的崔明亮的弟弟,父母也都是老贾的同乡——汾阳本地的土著。
但是问题来了,相比《小武》就几个演员,《站台》里有名有号的人物可比《小武》多出n倍,要不然怎么好意思称作史诗般的电影。
这非专业的演员一多,老贾再也不象拍《小武》时那么淡定,让他们尽情“耍”电影这种话也说不出口了,每天他都要花大量的精力跟这些非专业人员说戏。
当然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如同煮熟的鸭子,嘴硬!说什么非专业演员对这个职业不熟悉,需要帮他们建立信心,要让他们信任导演和摄制组,要不然就演不好这部电影什么的。
但实际上每天他在跟这些人说戏的时候,如同吵架一般,闹哄哄的都是又急又快的汾阳土话,就连汾阳话说得挺溜的王大伦都听起来吃力,更别说那帮子从京城过来的人了。
这不趁着拍戏的空隙,老贾又在外面的院子里跟梁靖东、扮演崔父、崔弟的几位演员说戏呢。余力威、雅各布,还有那位叫市山尚三的日本监制在一旁听着,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懂。他是懒得凑这个热闹,一个人搁在外间一边烤火一边跟女朋友打电话。
“吱呀!”门从外面被打开,就见余力威裹着件军大衣,跑过来。
“还是里面暖和,外面冻死了。”他凑到炉子边,搓着手烤火。他跟雅各布虽然都是香港人,但一个在比利时,一个在英国都待过几年,对这种寒冷的天气多少还有点抵抗力。
“他在说什么呢?”王大伦挂了女朋友的电话,探头朝院子里看了看。
“呃,唔听懂。”
“没听懂你凑什么热闹呀,威哥,有烟不?”
他换了戏服,自己的三五烟没带,兜里就是那种为了符合时代特征,掐了过滤嘴的烟,这抽一口嘴里尽是烟丝。
“给!”余力威摸出一包白壳三五递给他一根。
王大伦吸了一口,点头道:“这白壳的味道也挺醇的。”
“这是特醇三五,焦油含量和尼古丁都要比老三五低。老弟,我劝你以后还是改抽这个,比较健康。”余力威显摆道。
“不抽更健康。”王大伦不惯他作为香港人的优越感,白了一眼,反驳道。
“呃,这倒是。”
一根烟抽完,贾导演总算跟非专业演员们沟通好感情,进屋稍稍稍稍暖和了一阵,看看时间差不多了,朝里面问道:“姨,裤子差不多了吗?”
“好咧,马上就好!”老太太用标准的汾阳话道。嘎达嘎达的声音顷刻快了起来。
“好,大家利索点,第二场准备了。”
……
老贾预言的下雪天没有来临,第二天开始转晴了。
外屋,灶台边老太太在下面条。旁边支着张挨桌,四个小板凳,王大伦和崔父、崔弟,围坐在挨桌旁,等着吃饭。
崔弟跟同学打架打破了头,象个伤病员一样缠着绷带,他穿着一身绿色的军装,崔父、崔母和王大伦都是一身蓝色。这个年代和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流行的服装式样——草绿色、蓝色衣裤和毛式帽子。唯一区别的是他的裤子是喇叭裤,是老太太根据张军姑妈从广州寄来的那条喇叭裤改的,这预示着变化山雨欲来。
为此他还被崔父训斥了一顿,说是“工人穿上这裤子能干活?农民能下地?”
他的回应是“我是文艺工作者,不干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