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以一人之力,写出这样一本传世之作,将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写到近世,上下三千年,当真做到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不过也是有毛病的,亏了秦始皇帝和项羽前后添的两把火,三代和春秋战国的许多史料荡然无存。司马迁只能靠零星的残卷和战国纵横之言来补充,所以错漏的地方挺多。
纪年弄错甚至齐、魏王系颠倒是常见的事,这是没法子的事,他没机会看到晋朝才出土的竹书纪年。
而因为战国七雄相互乱黑,我骂你秦戎,你骂我楚蛮,所以许多说法相互抵触。
面对分歧较大的史料,司马迁大概是觉得不同说法都有可能,只取一种觉得可惜,便让它们存在于不同列传中,交给后人做判断。
于是任弘能在上面看到关于秦始皇的身世有两种说法,其母有邯郸大户家女和吕不韦舞妓两种记录,秦始皇帝在《吕不韦列传里》被视为吕氏私生子,《秦始皇本纪》里又成了秦庄襄王亲儿子。不同列传矛盾相冲,而赵高和李斯的沙丘密谈如何流出,也是个疑问。
全文最精彩的部分是楚汉之争,陈胜吴广的敢为天下唱,惊心动魄的鸿门宴,如同史诗尾声的垓下围,都是传世名篇。功臣将相纷纷登场,司马迁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他们鲜明的形象。
多亏了陆贾留下的《楚汉春秋》,以及司马迁亲自走访各位开国功臣子弟,方能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篇章。
唯一遗憾的是,司马迁毕竟是文人,对打仗真是一点不懂,每逢大战就一笔略过,硬着头皮写出来的也毫无激情。
这点比起《左传》就差远了,且不论左传究竟是不是春秋的传,是不是伪书,其作者绝对是亲自观摩过战争的,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不过实事求是,司马迁真没有吹嘘项羽,项羽本纪里有项籍的勇猛,但也如实记了他屠城、自负等诸多毛病,其兴亡皆有缘由。
若是只看到一半而无视另一半,便说作者偏颇。
那不是司马迁的问题。
而是读史者的问题。
史学家的良知是存在于书中的,不虚美,不隐恶,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可谓之实录。
在读累了的时候,任弘起身在这狭小的屋舍里活动,舒展身体。这里是真的小啊,后世被奉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如今却被束之高阁,难以传播。
因为全书最引人争议的地方,是关于孝景、孝武朝的记载,正是这两篇当年触怒了汉武帝,引来删书,也让司马迁对这本书的命运不抱希望,特地分正副本收藏。
来自后世的任弘能不明白么?他最清楚不过了。
人是很难客观看待百年之内历史的,司马迁本人也做不到。尤其是在书写李将军列传时,带入了很强的主观情绪,为李广鸣不平。
但太史公自己也说了,这本来就是他一个人写的“一家之言”啊。
更何况,他也如实记下了李广小心眼、屡战屡败的一面。
司马迁针对的绝非卫霍,而是那些无能无才,却因为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者。
李广利说的就是你!
还有许多涉及景、武两朝的事,是不能秉笔直书的,只能以隐约之意,这是司马迁在经历李陵之祸后的抉择。这些“唯唯,否否”里隐含的未竟之辞,只留待后世的“圣人君子”去探索了。
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历史上,史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人理解,视之为“谤书”。
后世的班彪如此批判司马迁:“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埶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这些是否定司马迁的话,在任弘看来,其实是夸赞啊!
司马迁是最后一个,没有被六经洗脑的史官了,所以这书,实为子学时代最后一作。
不止记了帝王将相的家谱,还写了西南夷、匈奴、朝鲜两越这些大一统国家内的民族史。司马迁曾亲自踏遍天下,实地考察,作为随行人员深入西南,对山川人文了然于心,也明白这一切的基础是什么。
是农,是虞,是工商,是芸芸众生,为此写了《货殖列传》作为列传最后一篇。
任弘也忍不住赞道:“以炎黄五帝始,以农虞工商和天下货殖终,有头有尾。”
这立意,实在让任弘叹为观止。
既大而全,又小而精。汉书很多篇章基本是直接取自史记,一字未改,因为这厮文字太好,笔力惊人,到了一字千金难以修改的程度。
时间,也只有时间能涤荡一切敏感词,让不能说的事变得能说,让人变得客观而不带先入为主的情绪。
让一本千夫所指的谤书,最终变成正史,得到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好东西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不论文字还是历史观,史迁从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了两千年封建史书的最高点了。
往后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任弘敢说,剩下那二十三史里的私货,只会比司马迁多,不比他少。哪怕班氏,也秉承六经,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了不少人呢。
纵观两千年,作为纪传体开山鼻祖的史记,是唯一一部出圈的史书,观众多了,注定会被无数人审视。
人们期待它完美。
所以才会愤慨于它的不完美,极端者,恨不得斥之为“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