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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一章 中国国家经济研究中心（第2页）

准许入场的媒体只有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财经日报》的记者，虽然只有三家单位，每家单位都很惯例的派出一大队阵容，搞出几十家媒体在场的声势来——这个真是惯例，杨少宗都已经习惯了，往常连《中央财经日报》都不会有这个机会。

正式坐下来，汪主席就和杨少宗很亲切的笑谈道：“你们中旗这一次做的非常好，保住了香港，也就是保住了我们的南大门，你们发挥的作用不亚于中国的一艘航空母舰，特别是你，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就足以说明你在国际经济学界都是最高水平的大师，年纪很轻，能有这样的成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也是我们中国人和中国经济学界的骄傲。”

这个话说的，杨少宗都不知道怎么说。

他不能说我是讨巧沾光，这多打脸啊。

杨少宗只能硬着头皮的点着头，道：“多谢主席夸奖，我觉得我们做的还不够，在我精力还是最旺盛的阶段，我仍然要继续在国内经济发展政策和研究上多下一些功夫，争取能够为国家出谋划策！”

汪主席……怎么说呢，他离杨少宗是非常遥远的一个世界，在他看来，杨少宗确实是蛮优秀的人才，中国现在也确实缺乏这样的人才。

汪主席有他自己的一个世界观和逻辑思维习惯，他还是很高兴的称赞着，又道：“我听容总理说，你是我们国内国营企业第一次改革和第二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也是国有经济转型方面最好的专家，而且承担着很重要的课题研究任务，这很重要，但我相信肯定能做好这些工作，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非常高的贡献。”

……

前面的很多话确实就是这么回事，都没有去切入正题，谈了大约几分钟，汪主席才让杨少宗替他仔细分析一下金融危机主要的诞生原因和整个过程，特别是对中国有什么特殊的影响。

在这个方面，杨少宗实际上已经谈论的很多，其他专家和汪主席做的汇报也肯定是非常多的。

机会总之还是很难得的，机会也是需要自己去把握的。

杨少宗昨天下午拿到几个可能要问的问题清单后，就专门抽出时间进行材料整理。

面对着第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杨少宗还是稍加思量，这才和汪主席回答道：“其实有很多问题是我们没有对外界说的，也不能说。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经济歧视的问题，表面上，欧美主要机构对亚洲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是称赞的，实际上，他们是不认同的，不喜欢的，不高兴的，这还是一种从二战之前就延续下来的欧美中心论问题。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经济的竞争，意识形态的范畴很大，包括地区、人种、历史、国家政治制度、民族等等各个方面，我们中国人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实欧美人也有这样的浅层的整体社会意识。我们去谈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的源头还是经济泡沫，而经济泡沫的源头实际上是欧美政府行政干预的结果。我们可以更简单的说，美国政府通过打击经济，实际上就打击了整个亚洲经济，只是这个打击的后果被亚洲国家用错误的经济政策给掩盖了，然后集中在这个已经不能再掩盖下去的阶段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我认为中国大概会有黄金十年的发展期，如果按照这个gd发展下去，十年后，我们的gd就有可能超过，哪个时候，我们将会遭遇到更为庞大的经济政治，甚至是军事方面的压力，因为在美国政府看来，那个时候的中国就太危险，有可能挑战他的世界霸主地位。现在是一个核武时代，大家都不敢轻易开战，但是，这不代表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动用金融战争的手段攻击我们，战争有政府层面的因素，更大的还是来自于社会层面的因素，现代社会的进步之处就在于不用依靠军队和政府，我们也可以攻击一个国家，让这个国家千疮百孔。比如说我们中旗投行，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就直接通过金融杠杆将印尼盾的汇率暴跌30%，整个国家财富蒸发掉30%，超过二十多家银行破产，超过两千万人走向失业，我个人觉得这比正常的军事战争带来的毁灭因素还要大一些，而且，我们打完印尼之后还从印尼央行和整个社会卷走了数十亿美金的收获。”

杨少宗一口气说的东西非常多，但他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带给了中央政府，那就是战争已经转变了新的形势，一种新的竞争来了。

汪主席沉默了很长时间，对于杨少宗的直率也显得有些惊讶，过了片刻才赞同道：“对，你说的非常对，你的分析也是最为深刻的，不愧是我们国内最高明的经济学家。”

杨少宗是不会错过这种机会的，他继续说道：“所以我就一直坚持两个建议，第一，我们一定要综合发展，平衡发展，必须将地产业的井喷趋势压制住，让社会资本自由的流向新科技领域和其他基础建设领域，要吸引民间资本介入军事科技的研究，要在黄金十年里实现军事、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医疗和社会保障的全面平衡发展，不要迷信gd。gd慢一点没有关系，每年7%就很不错了，但我们一定要保证这7%是非常有质量的，是来源于科技的，高水平的，我相信地产业贡献3%的gd增长，远远不如机床产业贡献1%gd增长的效果好。第二，我继续坚持关于推动国家资本结构从垄断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以前说要学苏联，苏联垮了，我们说要学，也垮了，现在又说要学美国。学美国很对，可是，美国和我们差别太大，硬学是学不了的，我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是新加坡，新加坡和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为相像的，也是我们最容易仿效的参照目标，如果我们的政治能像新加坡一样清廉，资本运营效率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如果我们十年后等同是100个新加坡加起来的威力，我觉得我们在黄金十年中的改革就是成功的，即便美国政府和社会届时想要压迫我们就范，想让我们继续和一样垮掉，我觉得美国人能够成功的概率也微乎其微。”

“对！”

这一次，汪主席回答的非常干脆。

在杨少宗的观察中，他总觉得汪主席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这样干脆的认定倒是让他有点意外。

汪主席则续道：“毫无疑问，对于综合发展和国家资本结构改革的推动，我是认同的，这很重要，不能说新加坡小，gd没有我们高，我们就不去学他。学新加坡很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可行的道路。特别是在综合发展的这个思想上，我觉得你可以深入进去多做一些研究，为政府制定政策起到主导性的作用。至于国家资本结构的改革究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还是继续摸索，一步步的实践，不能过于草率，五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成立，我觉得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们走出来的第一步。”

杨少宗则道：“主席，我坚信一点，那就是自由市场的运作效率是高的。我就拿目前的高速公路建设而言，我们动用国家资本去建设，组建国有化的公司专营，一次性投资，三十年收益。看起来是很完美，我不知道是哪个专家在论证这个政策的优点，但我只用一个问题就能击穿他的观点。三十年后，国有公路运营公司的员工如何处理？按照这个政策推导下去，我们未来会在国内陆续新增五百万左右的国企垄断行业的员工，他们的领导是高收益，高浪费，喝茅台，坐奥迪，抽中华，下面的员工年薪高，福利高。三十年后怎么办，这些人如何安置？国家无法另外安置好位置，全国的高速公路是否就继续收费运营？五百万人，每年的薪水负担总计起来要有一千多亿，如果细细算起来，各种社会保险福利和行政浪费加起来，每年的负担至少是三千亿，现在是三千亿，十年后应该是多少亿？我相信是能接近一万亿。一万亿的费用全部压在高速公路上面，全国物流成本要增加多少，最终买单的是谁，物流公司分担一万亿，压到老百姓的头上就是几万亿，难道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国家gd和国内居民消费？所以，我说是不能这样搞，应该放手给自由市场去运转，这些工作本来就不是什么高技术含量的，只要是负责任的初中生都能干，月工资一千就足够了，三十年后，公路不能收费运营了，业务缩小了，我就裁员，或者在国外接工程，将业务转移到国外。甚至，我们可以直接增收燃油税，以税养路，国家筹集税收修路，每年下拨养路费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也不可以自行组建国有化的公司去维护，而是分包给私营企业承担维护工作。从上到下，我们一个人都不养，一分钱不浪费。当然，我们要增燃油税的前提是石油价格要降下去，国际多少，我们就卖多少，如果是国家垄断，中石油将大量的行政浪费成本和事业单位的高工资成本都积压在油价上，油价那么高，再加燃油税，那还得了吗？总结到最后，我的建议是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去摸索中国特色，自由化市场经济逻辑，效仿新加坡和美国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否则，黄金十年一结束，我们就是内忧外患，内部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势力压榨老百姓，外面有欧美强国和国际投行炒作人民币。”

这一次，汪主席是真的说不出话来了。

都说杨少宗犀利，犀利到这种程度就有点可怕了。

关键是杨少宗现在学术地位太高，国内无人可及，他从经济理论的原则出发去估测，得出的结论是让人不得不信，就算不相信，但你总是会担心被他说中，因为他说中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李兆棠去预测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轨迹，他的准确率能有30%的话，杨少宗基本就能达到60%的水准，其他人要么是在30%以下，要么是在50%以下，过半准确率绝对只有杨少宗一个人，因为杨少宗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

和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不同，和杨小凯也不同，杨少宗真正的专长是研究国内经济结构，特别是他《地区行政竞争对中国经济长远影响》一文，基本奠定了中央在平衡、控制地方经济的主导政策和模式。

汪主席想了很长时间，感觉当着其他领导和记者的面，这个话题不能谈下去了，因为杨少宗比他预想的犀利太多，简直是一针见血的扎人疼，旁边的几个陪席领导和守在对面新华社记者都惊出层层冷汗。

思索了片刻，汪主席决定结束这方面的谈话，道：“这些事，我们晚上再慢慢谈，现在不急着说。现在，香港和国际社会对中旗投行的评价非常高，这是一个好机会，应该再接再励，争取做出更好的成绩！”

杨少宗点着头，也随之变换了话题，道：“我们正在寻求收购渣打银行的机会，拿到港币的发行权！”

“哦？”

汪主席大喜过望，对这个事情显然是特别关注，继续问道：“机会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