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迁在私是前辈,在公是上司,这句话还是可以说的。
彭泽再有脾气也只能偏头哼一声,反驳倒也不敢的。
李东阳像一株枯木一般坐了许久,终于开口说:“于乔之言,还是有几分道理。天子之意不可强迫。刚过易折,一时冲动反而会成他人之美。有些人,还巴不得我们和皇上闹将起来。到那个时候,才是对百姓真正的伤害。
至于说事情本身……皇上爱民还是不假的,我们各陈己词,讲明道理,陛下也不会完全不理睬。”
这是内阁多年和皇帝斗争下来的认知。
说的直白点儿,皇帝那根毛,你得顺着捋。越是想达成自己的目的,越是要这样。
更不要想拿什么圣人之言、明君之道去框住他。
多少次了……
最后谁框住谁还不一定呢。
所以还是看大朝会之时,皇帝怎么说吧。
而今年大朝会之事,因为已经有过先前的经验。各项安排会顺畅许多。而且似乎也不像去年一般最为在乎议题。
更多的关乎议题背后的人事与钱财流动。
但没有人真的把这两样东西写在脸上,权、钱都穿着议题的外衣出现。
至于议题本身,什么复套、河工、不夜城等,基本还是那一套。
一切的关键在于皇帝怎么定。
能争得皇帝的“这一票”,升官、拨款都不在话下。
若是皇帝不赞同伱,那基本又是白干。
这种格局它本身也有问题,比如说没有人在意议题本身,反而最为在意“上意”。
但是怎么说呢,这种局面是朱厚照费尽心思、运用各种手段,苦心孤诣营造出来的。
甚至可以说,从弘治十一年就开始了。
这是就是权力集中的必然结果。
但在朱厚照手中就还好,因为他的‘上意’可以说都是为国为民。
杨增荣在奏疏了分析了形势二字的重要性。有的时候,做成一件事,个人的准备重要,但抬头看看周围发生了什么可能更重要。
左右翼蒙古这个结局,大明难道就坐视不管?
而且今年不打,明年就要继续大额拨款。
这样算账,其实说不上哪一样更好。
但军国大事,又哪里是那么容易做决定的。
说不定都伟人偷偷想过万一失败了怎么办,更何况他这个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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