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教授走了以后,黄茂、涂宪等人还围着试验台转圈圈呢。
实验狗们更是不堪,两眼放光的出着神,一个个幻想着自己的未来。
白花花……不,蓝茫茫的大团结,整整齐齐的堆起来,却暗示着它们是杨锐可以随意使用的资金。
它们就像是婚礼蛋糕一样,有点任人宰割的样子。
对普通人来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
现如今,那些从广州倒腾衣服的,从俄罗斯倒腾皮草轻工品的,身价数十万元的不在少数,但普通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对于城市里生活的人们来说,他们朋友圈中的富裕者甚至不一定能达到万元户的标准。
而国家媒体也还在用万元户来形容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然而,眼前的大团结,已经是55家万元户的全部资产了。
“书中自有黄金屋呀……”汪颖暗自念叨了两句,将涌上心头的纷繁心思给压了下去。
黄茂和涂宪等人亦是如此。
这笔钱与他们无关。
实验室是一个上下级分明的世界,虽然大家都在努力的工作,但荣誉往往属于个人,利益往往也属于个人。
更多的时候,人们听到的都是玻尔,而非玻尔实验室,以及实验室里的群众。
就国内目前的潜规则来说,正常的科研经费,被实验室负责人或实验室主管拿走一些实属正常,相对来说,年轻而有追求的科研员,会留下多一些,但不拿是不可能的……
这其实也与国内的科研机制有关。经过前几年的改革,科研机构的日常经费被消减殆尽,不光是科研人员的工资奖金等福利待遇被消减了,最重要的是没有了日常的维护费用。
早十几年的时候,科研机构维护仪器,购买仪器,甚至维护大楼,建设实验室、办公室的经费,都是有政府全资负责的。除此以外,植树造林,搞盆栽,弄园林,雇佣专门的清洁工人,或者搞家属楼,弄浴池,也都可以向上面申请,然后等经费来,一家普通规模的研究所一年下来,这方面的开支总要一两百万元。
但进入80年代以后,这些经费基本不在政府的列支中了。
然而,设备依然是需要维护的,大楼依然是需要修缮的,卫生依旧是需要打扫的,没有商品房的时代,家属楼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开支,就全部要从研究经费中开支了。
一些纯粹的研究机构,甚至明确下发文件,要求研究员上缴20%乃至更多的研究经费给科研所,从而维持科研院所的日常运作。
这是中国科学界两极分化的开端。
从这一时期开始,项目和经费渐渐的变成了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生命线。
有项目的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才能拿到经费,才有开支的本钱,没有项目的科研院所和科研人员,那就慢慢等死吧。
对国家来说,这些无法凭本事拿到项目和经费的科研院所,活不下来就拆分合并,到80年代末,连兵器部都给裁撤了,死掉的科研院所更是不计其数。
正因为如此,80年代的科研大牛才会天不怕地不怕,想骂领导骂领导,想拍桌子拍桌子,因为院所的领导等于是他们养着的,能独立申请到经费的大牛,人在经费在,等于是院所的爷,他们不爽了,带着经费跳槽,全中国尽可取得,而人才流失的院所被裁撤了,领导也好不到哪里去。
北大这样的大专院校相比纯粹的科研院所要好不少,抽取的科研经费比例也很低,不过,到了唐集中这样的水平,他的实验室虽然号称独立,也免不了要提供一些经费购买公共仪器等等。
总的来说,就是科研人员不愿意将科研经费全部用于科研,国家也默许科研人员将科研经费挪作他用。
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持续了多年,日后自然是管的越来越严了,但在80年代,几乎就像是薪水报酬一样平常。
王晓芸见杨锐不说话,帮忙出主意道:“咱们是不是该买个保险柜了?”
杨锐一晃脑袋,醒过来似的:“买保险柜做什么,存到银行去好了,蔡教授也是,带好几个人来送钱,不如给我一个存折。”
“钱存到银行,以后每次用都要去取,留下记录不说,支取的数额也就被记录下来了。”黄茂很清楚其中的道道,顺便给杨锐做了解说。
杨锐恍然,缓缓点头道:“这么说,咱们得把财务室给弄起来了。买个保险箱,不会反而遭贼吧。”
“放心吧,人家首钢一次发薪水上千万,也没见被偷过。”王晓芸语气笃定。
王晓芸的老公涂宪不好意思了,道:“首钢是好几万人的大工厂,人家是有一个民兵师的,和我们实验室不一样,咱们实验室晚上都没人看着。”
“民兵师又不是天天在会计室外面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