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再说什么,伸手拿过那个人手里的布包装好。
“黎先生,谢谢您。”他说,同时伸出手。
黎世杰没有理睬他,径直走进了楼道。
“我在楼下见到了你的朋友。”他对周枫说。
周枫点点头,说:“我告诉他你是信得过的。”
“他说你想离开这里。”
“他是怎么说的?”
“他没说太多的话,只是带来了一些费用。”黎世杰犹豫着说。
周枫怔住了,黎世杰从她的眼里看到了失望,但她很快就掩饰了这种情绪。
“也许他们有苦衷。“黎世杰说。
“其实这里——也挺好。”周枫勉强笑了笑,说。
民国三十年初冬,随着日本与美英即将开战的消息甚嚣尘上,租界开始出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混乱。以往虽然也曾有过很多日军要进入租界的流言,但租界大体上还能保持着平静,所谓的与美英的战争也大都是街头巷尾的一种私底下的议论。现在一切都使人觉得异样,人们在疯狂地抢购黄金,抛售能出手的一切物品,纸币大幅度的贬值,甚至一度坚挺的美金也出现了下滑。恐慌的人们裹着大大小小的行李涌向码头,挤上前往香港的客轮,然后再从香港挤上飞往重庆的飞机。
但这些人只是少数,大部分人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命运。每一次的恐慌都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改变,这种改变从来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他们只能忍受这一切,或者说他们早已习惯了这一切。习惯物资的短缺,习惯手里的纸币以惊人的速度贬值,习惯隔三差五走进当铺去当掉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值钱的各种物事。无论是留下来的人还是离开的人,都对前途不抱有任何希望,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些在这场混乱中所剩无几的侥幸。区别只是有的人主动去追求这种侥幸,有的人只是听天由命希望侥幸能落到自己头上。
这样的乱局对于大部分人都是种痛苦,但永远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耐心等待的就是这样一种机会。他们喜欢一切失控的局面,肆无忌惮地囤积倒卖一切可以估计的东西,他们对人在恐慌状态中的经济活动有着一种本能的准确判断,他们做事决绝,铁石心肠,任何人间真情或惨剧都不会在他们的内心掀起波澜。他们使自己的荷包如被充气的气球一般迅速膨胀。这样的人不多,但他们拥有惊人的力量。
赵子清就是这类人中的一个,也许他不是最能专营的,也许他身上多少还残存着一点对世人的同情心,在利润与良知之间偶尔也会徘徊、犹豫。但毫无疑问,这些日子他赚进了不少,这些钱并不那么干净,但他是心安理得的。在这个世道,原本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道德和善良,你的仁慈对他人毫无价值,只会给比你更无情的人创造出机会。
尽管他在上海还远谈不上能呼风唤雨,尽管他在和一些真正的上流社会的人打交道时还显得拘谨和自卑,但人人都知道他很有办法。很多人都有求于他,他能弄到从鸦片到面粉的一切物资,也能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魔术般给你一张前往香港的船票。甚至连李士群、丁默村这样的人都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他们在特工总部门口客气地交谈,尽力显示出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密关系。他们当然不会想到,有一个人对眼前这一幕也很感兴趣,而他感兴趣的东西更是他们始料不及的。
黎世杰对赵子清得到的这一切并不觉得意外,对他与李士群他们的关系也不感兴趣。当他远远地看见他们时,他很想避开,他不愿意让赵子清尴尬,也不想让自己尴尬。如果需要和赵子清见面,他更希望两个人单独在一起,这样可以享受一种朋友间的亲密和无拘无束,尽管他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赵子清,尽管这一段时间两人各自的生活都发生了很多改变,但他知道赵子清至少还会保留着对他的一份朋友之情。
他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出现使黎世杰回忆起了很多差不多就要淡忘的往事。这是他第四次见到这个女人,在张放死的那天晚上她和张放在一起,她曾经出现在陈约翰的诊所,也曾经毫无障碍地出入特高科高级情报机关。现在她又出现在特工总部门口,和李士群、丁默村、赵子清这些人在一起。她穿着一件即便在上海高级社交圈也很显眼的米色裘皮大衣,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个子很高,在几个人中间显得很突出,她安静地听着他们讲话,保持着合乎身份的一种礼貌,并对问候她的人报以微笑。
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几分钟,随后大家握手告辞,赵子清很得体地请她上了车。
“这一切会是偶然吗?”黎世杰问自己,他无法判断,而且他对这类事情的兴趣也在降低。他一直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这个女人的身份,在上海交际圈这样的女人也并不罕见。也许她们会为了金钱去做一些她们自己都不能理解和了解的事情,她们和人交往的目的很单纯,而且往往并不在乎对方的身份。
但黎世杰的感觉告诉他这一切不会是偶然,她不可能偶然地和这么多事情产生联系,她一定有着某种目的性。只不过现在黎世杰对这些事情的感觉已经有些麻木。他很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有更重要的人需要牵挂。他已经远离这个圈子,与这些事情隔得太远,离开的时间也太长,即便他知道些什么,他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