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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后记 时间开始了(第2页)

4。证据

就说“以德治国”。

周人重德,有大量的文献可以证明。问题是,单靠文献,不足为凭。比如按照《尚书》的说法,商王盘庚也是讲德的。那么,“以德治国”是周人独有的观念,或者说,真是从西周开始的吗?[4]

这可得拿出铁证来。

办法是先查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有没有“德”字。如果有,再看其含义是不是“道德的德”。

结论很快就有了。甲骨文有德,但词义是“得到”,也表示“失去”。《古文字诂林》中,没有殷商时期金文的德。金文的第一个“德”字,见于何尊。何尊是西周青铜器,而且是成王时期的作品,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叫“宅兹中国”。这也是“中国”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

金文的“德”与“中国”同时出现,岂非“天意”?

实话说,当我一眼发现这秘密时,真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但我不敢造次,立即联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的胡嘉麟老师,请他帮我排雷。

我问:殷商青铜器上有“德”字吗?

胡老师说,应该没有。

我又问:何尊上的“德”,是目前发现最早的金文“德”字吗?

胡老师说,目前是。

我再问:这个“德”,是“道德的德”吗?

胡老师说,是。因为原文是“恭德裕天”。他还特地提醒我:并非所有金文的“德”,都是“道德的德”。比如德鼎和德方鼎的“德”,就是人名。

我眼睛一亮:灵感来了!

5。灵感

灵感来自字形之别。

金文的“德”与甲骨文的“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甲骨文由“彳”和“目”组成,金文则多出一个“心”。《古文字诂林》收入“德”字甲骨文共二十个,都没有“心”。金文中,不表示“道德”(比如用作人名)的,也没有“心”。字形,与甲骨文更是如出一辙。

这就说明,道德之德,即“有心之得”。而且,把“眼中所见”(得到)变成“心中所得”(道德)的,正是周人。事实上,何尊所谓“恭德裕天”,就是“以德配天”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大量见于文献记载,现在又有青铜器为证。“以德治国”为周人所独有独创,已是铁证如山。

不,“铜”证如山。

后面的推理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道德的德,既然是跟“天”,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则“受天命而居中国,居中国者治天下”,岂非就是周人的政治理念?后来,历代皇帝都自称“奉天承运”,北京天坛的占地面积远大于紫禁城,岂非正是周人思想的延续?[5]

周,难道不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当然是。

灵光现,百事通。其他,比如商礼为仪,周礼为制,又如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以及姬周株式会社等,已无须赘述。反正,中华文明的基石奠定了,时间也开始了。[6]

逻辑成立,证据确凿,剩下的是细节。

6。细节

细节很重要。

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这不仅因为细节决定成败,也因为本中华史追求的叙事方式,是希望能像纪录片《我们的故事:美国》一样,做到“大历史,小人物”,有宏大格局又非宏大叙事。只有这样,历史才会是生动鲜活、贴近人性的。

然而做起来却其实很难。因为所谓“二十四史”,基本上是“帝王家谱”。小人物的故事,上哪儿找去?事实上,本卷提到的那个“爱国贼”南蒯,便已经是能够找到的最小的小人物了。作为季孙氏大夫的家臣,他根本就没资格树碑立传。能留下姓名已是万幸,哪里还能指望随处可见?

看来,也只能依靠直觉和灵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有这个意识。有此意识,便总能在宏大叙事中发现漏网之鱼。

其实“爱国贼”南蒯这个人,是我在读杨宽先生《西周史》时发现的;而第二卷《国家》中古希腊那个“卖香肠的”,则是读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时发现的。该书只是把《阿里斯托芬》这部讽刺喜剧的片段,作为链接附在正文旁边,我却认为大有文章可做。通过吉尔伯特·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我查到了《骑士》公演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24年,于是很快就在《史记·赵世家》中找到了东周晋国的故事。那个莫名其妙被杀的倒霉鬼,虽然是“君之子”,却名不见经传,也是“小人物”呢!

但,一个“卖香肠的”,一个“掉脑袋的”,搁在一起好玩极了。希腊民主制和西周封建制的比较,更是意味深长。

实际上西周对于中华文明的意义,是相当于希腊之于西方文明的。只不过借用马克思的说法,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我们民族则是“早熟的儿童”。因此在各自的童年时代,当然会表现出不同的气质。

这是下一卷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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