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跑进威廉森与布朗公司,下单买进了500股伯利恒钢材,此时价格是98点。我以98~99点之间的价格成交了500股。之后它一路飙升,我记得当天下午收盘时价格在114~115之间。我用账面利润做保证金又买进了500股。
第二天开盘,伯利恒钢材是145点,我有本钱了。这是我应得的。等待最佳时机的那六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漫长、最艰难的六个星期,但我得到了回报,现在我有本金可以做较大手笔的交易了。光凭500股,我是永远都难有作为的。
不管做什么,走对第一步是至关重要的。伯利恒交易之后,我的操作都很顺利,确实很棒,以至于你都不相信是同一个人在做。其实我也真的变了,我曾经烦躁不安、错误百出,现在却安然自在、正确无误。没有不良债主的骚扰,没有资金匮乏的干扰,我就能听从经验的指导冷静地思考,所以我一路赚钱。
就在我向确定的财富迈进时,我们突然遭遇了“卢西塔尼亚号”的打击。时不时地,人们就会遭遇一些事件,感觉就像心窝突然被刺中了一样。也许是市场为了提醒人们一个不幸的事实:没人能够永远正确,免受不利事件的影响。我听人说,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的消息,不应对任何专业投机商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他们还说,在消息传到华尔街之前他们早就知道了。我消息不够灵通,没有预先得到消息以避开跌势。我只能告诉你,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带来的跌势让我亏了不少。加上我不够聪明所以没能预见的另外一两次走势逆转,1915年底,我发现自己在券商账户里只有大约14万美元的余额。在这整整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市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我那年实际只赚了这么多。
第二年我做得好多了,我运气很好。我在疯狂的牛市里疯狂地做多。一切都对我有利,所以除了赚钱没干别的。这让我想起了标准石油公司已故的H。H。罗杰斯的话,大意是:赚钱的机会来时,挡也挡不住,就像一个人在暴雨天出门没带伞,想不淋湿都难。那是我们经历过的最明显的牛市。每个人都清楚,一战中协约国从美国购进各种物资,所以美国一跃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销售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产品,迅速汇集来自全世界的硬货。我的意思是全世界的黄金像激流一样涌进这个国家。通货膨胀在所难免,当然,这意味着所有东西都会涨钱。
从一开始一切就非常明显,所以根本不需要人为制造牛市。这次牛市来得非常迅速,比以往任何牛市都快。战时的繁荣发展得非常顺,比任何其他繁荣都更加自然,而且给广大股民带来了前所未闻的利润。也就是说,1915年的大牛市中,几乎所有人都是赢家,华尔街历史上从未见过如此大的繁荣。股民们没有把账面利润换成实打实的硬货,所以到后来的股市萧条时,钱还没捂热就化成了飞灰。这是不断重演的历史情节。历史总是在不断重演,而华尔街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频繁、更整齐划一地重复历史。当你阅读当代史的股市兴衰记录,一定会震惊地发现,无论是股票业还是期货商,今昔差别是如此之小。游戏没有变,人性也没有变。
1916年,我随着大盘的上扬一路做多。我和普通人一样看涨,但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是,我在时刻保持警惕。我知道,大家都知道,涨势总有尽头,而我则一直在留意尽头来临的警示。我不知道信号会从哪儿来,所以我不只局限在一个方面。我当时不是,也从未觉得自己是个坚决的空头或多头。熊市曾经对我慷慨,牛市也曾帮我积累财富,只要退潮的警示一来,我就没有理由不转舵。一个人不应宣誓永远效忠空头或多头,他唯一需要关心的是做对。
我还有件事要提醒你:市场不会灵光一闪就直冲顶点而去,也不会没有征兆就突然陡转直下跌到舱底。市场可能而且经常在股价开始普遍下跌前很久就已经不再是牛市了。我期待已久的信号来了,我注意到领涨股一个接一个地从最高点回踩了几个点,而且数月以来第一次再也没有涨回去。很明显,它们涨势已尽,所以我必须调整交易策略了。
情况很简单。牛市里,整体价格趋势当然是确定无疑地涨,所以当一支股票背离大势,你有理由认为这支股票出了问题。但这也足以让眼亮的投机商看出别的问题。你不能指望行情像老师一样说得那么清楚明白,你的工作是倾听它暗示说“停”,而不是等它白纸黑字地通知你停下。
正如前面所说,我注意到那些曾经领跑市场涨势的股票都停止了上涨,下跌了六七个点,然后涨不回去了。同时,其他股票在新的领涨股的带领下继续上涨。旧领涨股的公司本身并没有出什么问题,所以原因就要在别处寻找了。这些股票曾经顺势涨了几个月,它们停止上涨时,虽然牛市仍然强劲,但这意味着,那几支股票的牛市已经结束。而对其他股票来说,走势仍是坚挺上涨的。
此时完全没必要茫然不动,因为逆流还没有出现。我也还没转向看空,因为报价器还没有给我警示。牛市还没结束,虽然已呼之欲出。虽然熊市近在咫尺,多头还是有钱可赚的。所以,我抛出的只是那些停止上涨的股票,其他股票还有上涨力,所以我既卖出又买进。
我卖出了停止上涨的领涨股,并每支做空了5000股,同时做多新的领涨股。我做空的股票表现平平,但我做多的股票却不断上涨。而当这些强势股最终也停止上涨时,我又全部平仓并做空5000股。这时我偏向看空而不是看多了,因为很明显市场已经转熊,接下来该在做空中赚大钱了。我确定在牛市真正结束之前,熊市已经悄然来临,但我知道还不到通盘放空的时候。提前放空,不仅无益反而有害。行情只暗示出,熊市大军已兵临城下,告诉我做好准备即可。
我继续买进卖出,这样交易了一个多月后,我总共做空了6万股,12支股票,每支5000股。这些股票都曾是股民的最爱,因为它们曾是牛市的领涨股。我的空头总额不算很大,但别忘了,熊市还没有确立呢。
一天,整个市场变得非常疲软,所有股票开始齐刷刷地跌。当我发现我持空的12支股票每支都有4个多点的利润时,我确定自己算对了。报价器告诉我,现在全力做空是安全的,所以我马上加码一倍。
我建好了仓位,在很明显的熊市里持着空头。市场一头扎向我预料的方向,完全没必要打压市场。我心里有数,所以经得起等待。加码后,我就没再做多任何股票。在我全力做空的七周后,我们碰到了著名的“泄秘”事件,市场暴跌。据说有人从华盛顿提前获悉,威尔逊总统将发布消息,能让欧洲迅速恢复和平。世界大战引发并维持了美国的繁荣,而和平则是利空消息。当时有个最精明的场内交易员被指责利用了提前获悉的消息,他辩白说,自己放空股票不是因为得到了任何消息,而是因为他认为牛市已经走过头了。而我早在他之前七个星期就已经加码了一倍的空头仓位。
消息一出,股市暴跌,我自然平仓了。游戏就是这么玩的。如果发生了计划外的事,我就会好好利用善良的命运之神赐予我的机会。因为在这种暴跌中,我拥有庞大的市场可以回旋其中,把账面利润兑成美元。即使在大熊市中,也很少有机会可以回补12万股的空头而不抬高股价,所以我必须等待市场提供机会,让我可以在不损失既有账面利润的前提下回补。
我想指出的是,我并没有指望市场会在这个时刻因为这一原因出现这样的跌势。正如我前面所说,凭我30年的交易经验,意外事件总会顺应最小阻力方向,而我总根据最小阻力方向来建仓。还有一点要铭记于心:绝对不要妄图在最高价抛出。那是蠢人干的活。如果没有上涨空间了,就在回档的第一时间抛出。
1916年,我在牛市做多,进入熊市后又反手做空,所以了结头寸时共赚了大约300万块。就像前面所说,你不必死守着牛市或熊市不放。
冬天我去了南方的棕榈海滩度假,每年我都来这里,因为我喜欢在海上钓鱼。我持空的股票和小麦,都显示着可观的利润。没什么烦心事,我享受着快乐的时光。当然,除非去欧洲,否则我不可能对证券市场不理不睬。比如,我在纽约的阿迪伦达克山区的家里有直通证券公司的电报线。
在棕榈海滩,我常定期去证券公司的分部。我发现,我不太感兴趣的棉花走势强劲,价格一直在涨。那是1917年,人们传说着很多关于威尔逊总统努力谋求欧洲和平的消息。消息都来自华盛顿,有的是新闻报道,有的是棕榈海滩上朋友之间的忠告。所以一天我感觉,无论股票还是期货市场,走势都反映出了信心,相信威尔逊总统会成功为欧洲带来和平。欧洲和平在即,股票和小麦都会下跌,而棉花则应上涨。对于股票和小麦的下跌,我已经准备就绪,但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做过棉花了。
下午2:20,我一包棉花还没有,但五分钟后,抱着欧洲和平在即的信念,我买进了1。5万包棉花作为开始。我打算按老方法交易,就是前面说过的那种加码买进的方式,直到加满。
下午市场收盘后,我们收到了德国的“超限战”声明,美国也被卷进了战争。我什么都做不了,只好等第二天市场开盘。我记得当晚在格里德利公司,美国最大的工业巨头之一想以低于收盘价5个点的价格场外抛售他持有的美国钢材,要多少都有。匹兹堡的几个百万富翁也都在场,但没人买,他们都清楚第二天一开盘,市场必然暴跌。
果然,你可以想象,第二天上午股市和期货市场一片骚乱。一些股票的开盘价甚至比前一天的收盘价低8个点。对我来说,天赐良机让我可以平仓所有的空头,安然获利落袋。我说过,熊市中突如其来的骚乱,是立刻回补的明智时机。如果你仓位很大,这是迅速把账面利润一分不少地转化成真金白银的唯一方法。举例说,我持空着5万股美国钢材(当然我还做空了其他期货),当我看到回补的机会,我就平仓了,共获利约150万。这样的机会是不容错过的。
但是棉花,我在昨天下午收盘前半小时买进的那1。5万包棉花,价格开盘就跌成了负数。真是名符其实的暴跌啊!这意味着一晚上我就损失了37。5万美元。我很清楚,股票和小麦要回补空头,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棉花,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现在,每次发现自己犯错,我通常都会立刻接受损失,但那天早上我却不愿认赔。67然后我想到,自己来南方是为了好好钓鱼的,可不是为棉花市场烦恼的。而且我在小麦和股票中已经赚了大笔利润,于是我决定接受棉花上的亏损。我就当自己只赚了100万多一点,而不是150多万,不过是个账面问题(当你向股票推销员问了太多问题的时候,他们常跟你说这个“账面问题”)。
如果我没有在昨天收盘前买进棉花的话,就不会亏这40多万了。这充分说明,一个人在小额操作中也有可能迅速大赔。我的主仓是绝对正确的,而意外事件的性质虽然与我做股票和小麦的初衷完全相悖,但我因此受益了。请注意,最小阻力方向的价值再一次得到证明。价格的走势还是我预测的方向,德国的战争声明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市场因素,但价格的走向没变。如果没有任何意外,我的三个仓位就都100%正确了(股票和小麦会走低,而棉花会飞涨),我就能把三个仓位都平仓获利了。我的股票仓位和小麦仓位都是正确的,按照最小阻力方向,所以意外事件只会促成它。而在棉花上,我的操作是建立在市场之外的不确定因素之上的,也就是说,我赌威尔逊总统会为欧洲带来和平,是德国军方领袖的决定让我在棉花上亏损的。这就是此次盈亏的教训:是根据最小阻力方向还是靠赌。
1917年初,我回到纽约,还清了共一百多万美元的债务,我很高兴。本来几个月前就可以还清的,但我没有,原因很简单:我的交易频繁且成功,所以我需要所有的钱做本金。我必须为自己(也为债主们),把握住1915年和1916年的市场繁荣带来的所有机遇。我知道自己会大赚,而且不担心让债主们多等几个月,因为他们本来是不指望一定能收回欠款的。我不想零星地还债,也不想一次还一个债主,我想一次还清所有债务。所以,只要市场对我有利,我就会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全力交易。
我想给他们支付利息,但所有签了免债合同的债主都坚决拒绝接受。我最后才还那个“八百块”,是他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负担,正是他的骚扰让我一直无法正常交易。我让他等着,直到他听说我还清了所有其他人的债务。我想给他点教训,让他学会下次要体谅别人,尤其是他才借了几百块而已。
我就这样东山再起了。还清所有债务后,我拨出一大笔钱作为年金。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让自己陷入那种负债累累的处境了,滋味很不好受。自然,我结婚后还把一笔钱划到了妻子的名下。儿子出生后,我还给他存了一笔钱。
我这样做不只是害怕股市会把钱从我这里拿走,同样也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会动用自己能染指的所有资金。我这么做,妻儿就不会被我的交易影响了。
我认识好几个人都做过同样的安排。但当他们需要钱时,就又去哄骗妻子签字拿出,结果全都亏掉了。但我把这事安排得挺妥当:无论是我想还是妻子想,这些钱都不会动。它绝对安全,不会受我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影响,即使我的交易有需要,即使妻子爱我所以想动它,都不可能。我切断了那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