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一步海阔天空
“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我们在伟人身上能得到做好的例证。1912年1月1日,所有热爱自由的中国人都永矢不忘的一天。上午10时,孙中山偕各省代表由上海乘沪宁线专车赴南京。下午5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驶入了下关车站。当晚,孙中山到达总统府所在地:旧两江总督署。晚上10时举行总统受任礼,改元为中华民国元年。
中国的君主专制从此结束。
孙中山没有忘记举行祭祀天地祖先的仪式。他带着一群同甘共苦的党人,亲自到明太祖孝陵拜祭。孝陵在钟山之阳,当年诸葛孔明登临此山,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钟山龙蟠”;据说晋元帝曾看见山上有紫气缭绕,因此又把钟山称作紫金山。风水学认为这里是“众山之杰”。康熙年间,洪门五祖立下“反清复明”、恢复炎黄甲胄的宏愿,在经历237年之后,终于由洪门的弟子实现了。孙中山站在钟山北麓,眺望茫茫大地,一时间胸中血气翻涌,不能自己。
然而,人们很快发现,真正掌握北方局势的人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袁世凯手里有一张王牌,就是他能够左右北京那个小朝廷,他以制造军人骚乱和拉拢党人的办法,使不少人相信:孙中山无法驾驭各个党派,使之协调一致。
事实上,孙中山对领导这样一个混乱、衰败的国家,确实缺乏思想准备。有一次安徽军人索饷,孙中山随手批了20万元,但当时财政部的金库里只有10块大洋。孙中山对此竟一无所知。不仅如此,外交方面临时政府也一筹莫展。外交使团对孙中山并不看好,他们宁可留在北京,因为北京是袁世凯的地盘。
不久,孙中山便痛苦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是一场艰难卓绝的斗争。几乎所有的老党人都反对继续战争,黄兴断然表示:“就算和议不成,我也不能下动员令,如果先生一定要打,我只有切腹以谢天下。”只要宣统退位,一切条件均可接受。这是残酷的现实。孙中山必须让位于袁世凯,尽管他们都看出此人是一代枭雄,但格于形势,也无可奈何。在经过痛苦犹豫之后,一心想独揽大权、推行三民主义的孙中山,被迫让位,但条件是废黜宣统皇帝和定都南京。袁世凯一口应允。2月12日,宣统皇帝退位。紧接着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举荐袁世凯来代替他。
但袁世凯宣称他的国家元首职位,是受命于清皇室,而不是民国。孙中山觉得被自己的同志出卖了。一种愤怒而屈辱的感情压在心头。
但他知道,现在还不是奋然而起的时候,强争无益,革命的道路还很长远。于是,他决定南下。
4月24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换乘兵轮,次日下午抵达广州。省城万人空巷,热烈欢迎这位下野总统。孙中山的南下,对于北方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虽然孙中山一再表示下野之后将致力于中国的铁路建设,但没有人相信他真的会把精力投放到经济问题上来。
袁世凯邀请他到北京一晤。孙中山慨然答应了。“你不能去,”人们吃惊地劝他,“袁世凯这人是个大枭雄,什么都做得出来。只怕你进了北京就出不来!”
“此行不外是调和南北感情,”孙中山微笑着说,“至于外交、财政、内政各事,如果袁总统有问,我一定会尽我所知告诉袁总统;如果他不问起,我也不会过问。”
8月18日,孙中山启程北上了。8月24日,孙中山由天津入京,受到极其隆重的欢迎。当他乘坐的专车驶入前门车站时,军乐队奏着欢快的乐曲,儿童队伍唱着欢迎歌,礼炮轰鸣,人们挥动着帽子,掌声雷动。孙中山乘坐一辆金碧辉煌的朱轮马车,车内衬着黄缎,驾以白马,前有30名骑兵开路,后有几十名军警拥护,从正阳门直入迎宾馆。
继孙中山晋京之后,黄兴、陈其美等人也联袂北上。他们和袁世凯举行了十几次会谈,话题无所不包,但最重要的还是经济问题。孙中山向袁世凯谈到了引进外资、修筑铁路、平均地权等问题。袁世凯几乎一律表示支持。这反倒使孙中山觉得十分奇怪。
关于铁路,孙中山说他打算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的铁路线,“纵横五大洲之间”。
“嗯,嗯,”袁世凯问道,“听说你计划借外债来建铁路,是吗?”
“是的,”孙中山用热情洋溢的语气说,“20万铁路之费,可由十大公司自行借外债。铁路初归民有,40年后收归国有。事权不落于外人之手,国家不负债务,到期收路,不出赎资。”
“那很公道,那很公道。”袁世凯摸着光光的脑袋说。
“总统是带兵出身的,”孙中山说,“自然应该明白,铁路与练兵,应以铁路为先。无路,有兵也用不上。”
“有道理,有道理。”袁世凯大笑。
9月16日,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共同协商,制定了8项《政治纲领》: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孙中山和袁世凯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南方对北方的中央行政不加干预,但北方对南方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用人也不要干预。
革命的道路虽然长远,但孙中山没有与袁世凯鱼死网破,而是退让一步,为革命事业争取到了最大的利益。
同样作为领袖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把握得很好。他善于转化矛盾、利用矛盾、转移矛盾甚至容忍矛盾,每每胜利在握。
在长征途中著名的遵义会议上,要处理的问题很多,但毛泽东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入手,而对政治路线等问题则避而不谈,反而加以肯定,这是毛泽东采取的“欲进先退”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欲进先退”的谋略,周恩来对此作了清楚的阐述。周恩来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
张闻天对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一谋略,也作了详细的说明。他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毛泽东采取的“欲进先退”的谋略,保证了遵义会议取得成功,也由此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时势造英雄。聪明的人善于根据时势灵活应变,需要屈时就屈,需要伸时就伸,能屈则屈,能伸则伸。屈于当屈之时,是智慧;伸于可伸之机,也是智慧。屈是保存力量,伸是光大力量;屈是隐匿自我,伸是高扬自我;屈是生之低谷,伸是生之峰巅。有低谷,有峰巅,一起一伏,犬牙交错,波浪行进,这才构成完满丰富的人生。明智者,在“退让”中求发展,绝不会拘泥于一着。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以退为进,欲取先予。”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小为大,以卑为高,以辱为荣,以屈为直,以不争为争。老子的《道德经》始终贯穿着这个原理,总的可以归纳为:不大的大,才是最大;不高的高,才是最高;不德的德,才是上德;不争的争,才是上争;不为的为,才是至为;不治的治,才是至治。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最高的处世哲学。从小处讲,也就是俗语“吃亏是福”、“占小便宜吃大亏”等。这都是告诉我们,为人处世遇事都要让人一步,待人接物要抱真诚宽厚的态度。“予人方便,予己方便”,让人一步为自己以后进一步留下了余地。
真诚待人,终究会“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对方一旦敞开心扉,也会给你带来无尽的好处。进一步是危险的悬崖,退一步便海阔天空。
恭敬不如从命
恭敬不如从命,是一个人在宽和的状态下及时转化态度的一种处世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