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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国二十年1931（第5页）

废名的诗小说或曰散文化的小说，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写乡村儿女翁媪之事。如《北平通信》，是写童年回忆的。从北京少雨、少雾、干燥的天气，忆起儿时在长江畔总能看到的“湿意的云”。是写故乡，又是写北京。《五祖寺》视角独特，写六岁的自己，在“一天门外”等待上了五祖寺的母亲和姐姐回来的情景。“最可赞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觉苦恼，忍耐又给了他许多涵养。”“那里等于一个凉亭，半山之上，对于上山的人好像简单一把扇子那么可爱。”一笔未写五祖寺，却笔笔都落在寺上。而今日几去五祖寺游览，已再无童年的意趣。这类小说崇尚平凡，多写生活情趣，颇有禅味。《打锣的日子》《放猖》等，也将童年的感受与禅意的暗示融合。

与写童年回忆的明净不同，废名的另一类散文小说是议论性的。多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重解。鉴于废名文学功底深厚，其观点取自阅读经验，颇为独立不凡。《孔门之文》写孔门的学生；《陶渊明爱树》为诗文新释；《三年两竿》说六朝文章是“乱写”的，正是不刻意为文，方能随性挥洒，于冲淡朴纳中显露深意。所以废名心仪和借鉴六朝文章。

周作人在给废名小说集作的序中，表达了自己极喜欢废名的乡土写实、流露寂静之美的小说。鲁迅一开始觉得废名小说尚可，但后来评价不高，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

后来以“废名”出名的冯文炳，也是在《浅草》中略见一斑的作者，但并未显出他的特长来。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里，才见以冲淡为衣，而如著者所说，仍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哀愁”的作品。可惜的是大约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于是从率直的读者看来，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

鲁迅此评显然失当。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人就颇不赞同。朱光潜以笔名孟实，写《〈桥〉》（载1937年《文学杂志》）一文，肯定地说，“撇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偏重人物对自然景物的反应”，“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

在沈从文、朱光潜看来，废名的小说《桥》，除了如一般小说一样都反映农村风景和风情、风俗之美外，还透露出一种独有的人生态度和体悟生命的方式。而早期对农村小人物的不幸命运的同情，已转向对人间社会人生的“真”与“梦”的营造与编织。小说中小林天真快乐的乡塾生活，他和史家庄美丽的琴子青梅竹马的日子，长大后小林辍学回乡，同未婚妻琴子和堂妹细竹三人的微妙感情关系，是那么宁静、和谐，有波澜却不惊，构成了一曲世外牧歌般的交响乐。小说没有回避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无意淡化人性丑陋，而着重呈现人物自重自爱、返璞归真的性情和自然适意的生活形态，表达了废名身处乱世中，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

废名是位参禅打坐的居士，他的小说将西方的现代哲学思想与东方禅宗思想两相融合，他是利用小说纯粹的童心，抒发自己在人生困顿到乐天知命的人文情结。另外，小说中的人物隐逸的气息浓重，貌似放浪形骸，实为表现知识分子心中的困惑和忧郁。

废名小说为我们贡献的独特文本，比其小说提供的对生活与人生的文学性阐释更为重要。废名的小说淡化故事，重在烘托诗境，正如后来汪曾祺在《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中所说，废名是中国20世纪“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的开山鼻祖，对“京派”文学的渗透力极大。“京派”小说坛主沈从文，还有芦焚（师陀），甚至汪曾祺、何立伟，都从废名那里汲取过养料。

废名，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童年时家乡的枫柳、沙滩、小桥流水，县城外的四祖寺、五祖寺等禅宗圣地，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文学记忆。1922年北上北京，进北京大学预科。1926年发表作品时，使用“废名”之名。1929年从北大英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其时，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已出版。

1930年，骆驼社创办《骆驼草》时，周作人让废名做实际编辑者，很好地贯彻了周作人提倡的平淡隐逸的文学思想，《骆驼草》成为“京派”作家的重要阵地之一。

周作人是1923年9月第一次见到废名。那时，冯文炳在北大校园里已小有名气。读其文，周作人发现有些“涩”，但却喜欢，破例主动为废名《竹林的故事》作序。这让一直崇拜周作人的冯文炳，喜出望外。

周作人在《怀废名》一文中，对废名的音容笑貌，是这么描写的：

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废名眉棱骨奇高，是最特别处。在《莫须有先生传》第四章中房东太太说，莫须有先生，你的脖子上怎么那么多的伤痕？这是他自己讲到的一点，此盖由于瘰疬，其声音之低哑或者也是这个缘故吧。

《莫须有先生传》系废名的小说，莫须有是该小说的主人公。因莫须有言行乖张、内向、躁郁、自卑，颇像废名，便称废名为莫须有先生。但周作人只看到废名的“特殊的谦逊与自信”，这可能是过于喜欢爱徒之缘故吧。

冯文炳见到鲁迅是两年之后。那时作为学生的冯文炳已是《语丝》的重要作者了。沉静木讷的冯文炳，没有给鲁迅留下太深的印象。

1926年，废名对鲁迅是理解的。他在那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昨天读了《语丝》八十七期鲁迅的《马上支日记》，实在觉得他笑得苦……而他玩笑似的赤着脚在这荆棘的道路上踏。”但到了1930年，废名对鲁迅站到左翼作家一边就不理解了。他曾在《人间世》写文章批评鲁迅、郁达夫等组织的左联是“文士立功”。自然遭到鲁迅的批判，鲁迅在《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一文中，嘲讽道：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的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若真懂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鲁迅自然会羞于他主张文学是宣传的主张了。

不少文史书籍都说，废名于1929年从北大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事实是，废名毕业后，曾有三年到处奔波谋职。据胡适为废名做的一个任职资格证明来看，废名是1931年11月被北大聘为讲师的。1931年，南京的《现代文学评论》发过一则消息“冯文炳将来（南）京”，可证在北平找不到工作的废名，曾想到此地谋生。在谋职的三年里，废名写了《桥》《莫须有先生传》，于1932年出版，引起社会关注，给他到北大任教，创造了条件。

受聘于北大后，废名给学生留下怎样的印象？他的学生柴扉在《〈莫须有先生传〉的作者》一文中说：

他说话时不住地摇着他的脚。他的口音很低，好像喉间腻有许多痰。我从他的装束——黑皮帽、呢大氅、驼绒袍——和短短的平头，瘦削的脸，深陷的眼，看他好像是个拘谨的商人。

废名第一次登上讲台，讲的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他摘掉帽子，用深陷的眼睛扫了扫课堂里的年轻学生，然后出声。声音不高，却振聋发聩：“敝人对《狂人日记》的理解，比鲁迅先生自己了解得更深刻。”学生个个目瞪口呆，然后是人声鼎沸。待课堂安静下来，他讲得头头是道。指出《狂人日记》与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同名，又都写“迫害狂”患者的心理活动和精神状态，自己是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的。学生们觉得这狂放的老师，还真是有学问、有见识的。

有时，废名确实有些狂傲。一次，他给学生讲修辞炼句，不讲唐宋八大家，也不讲明清小品，而以自己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桥》中的句子为例说，“日头争不入”一句，就是托出诗境的神来之笔，真是“世上唯有凉意了”。学生说：“先生是否认为自己是大笔了？”废名笑不作答。

抗日战争爆发，废名告别留在北平的老师周作人，回到老家湖北黄梅，在县城一所小学谋得小学教师之职。从全国文化中心避难到寂静的有禅宗圣地铜磬诵经声萦绕的山村乡野，废名的灵魂是寂寞的，他的心开始向佛，写出了《阿赖耶识论》。多年后，他拿给诗人卞之琳看。1929年废名从北大毕业留校任教，卞之琳刚入北大英文系，也算是废名的学生了。废名对卞之琳说，《阿赖耶识论》是自己“对佛的一种认识”，是“正合马克思主义真谛”的。而废名的好朋友熊十力也是研究佛学的，闻此论，大为不屑，二人经常为此争吵不休。邻居早已习惯二人的高声辩论，常常对这两位书呆子一笑了之。但有一天，论争之声戛然而止，众人前去一看，废名与熊十力正扭作一团，相互拳打脚踢。众人忙将二人分开，然后掩嘴窃笑。

二人的老师周作人，将之写进《怀废名》中：

有余君与熊翁同住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两位书生憨直的举止神态及文化精神，皆现于笔端，让人读来不禁莞尔。

1934年，由邵洵美主编的《十日谈》第四十四期上，有一篇文章写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

记得今年暑假，周作人先生为了搜集做日本文学史的材料，到了东京的时候，有一个日本人问他，周先生的弟子有没有几个特别出色的人物。当时周先生回答道：“有，一个是在清华大学教书的俞平伯，一个是北京大学担任讲师的冯文炳，便是笔名废名的冯先生。”

可见周作人是多么器重弟子废名的。当时，废名被称“京兆布衣周作人氏的三大弟子”之一。

1946年，废名经俞平伯推荐，返回北大中国文学系任副教授。三年后，已成为教授的废名，从老家黄梅把儿子接到北京，妻子仍在乡下。熊十力则不接家眷，自雇了一个男佣，每天打杂做饭。废名天天带着儿子到熊家蹭吃蹭喝。酒足饭饱之后，好戏——争吵便鸣锣开幕。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将废名解聘了。在他无奈回湖北黄梅避难前，曾在北京雍和宫住了一段时间，史料鲜有提及。

1939年8月11日、18日的《新北京报》副刊，曾两次刊登废名致朱英诞书简，名曰“冯文炳书简”，还加个小按语：“最忠实于自己灵魂的废名先生的作品，多年不见了。这些短简，是他寄给朱英诞先生的。谢谢先生的盛意，他让我们知道冯先生平安，让我们在冷落的文苑里，竟得尝了一滴‘竹青色的苦汁’。”

书简之一，是谈朱英诞的诗集《无题之秋》，准备邀林静希及几位诗友到公园讨论一下。

另几封书简也是写友人聚会、谈诗说禅的。前不久，见收信人朱英诞写的《纪念冯文炳先生（外一篇）——西仓清谈小记》（《新文学史料》）一文，让我们对那时废名的处境有所了解。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我收到废名先生一函，匆匆跑到雍和宫西仓后院去找他；这是一个僻静的禅房，院中只有两棵瘦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