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他明智地选择了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能之士作为他的辅佐。在这些贤臣的协助下,唐玄宗勤勉治国,积极推动生产发展。到了开元末年,国库充盈,百姓生活安宁,人口数量相比唐朝初年更是增长了四倍。唐朝因此成为了亚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吸引了日本、中亚、西亚等地的使者纷纷前来长安交流。由于这一时期恰好处于唐玄宗的开元年间,人们便将这一繁荣景象誉为“开元盛世”。
姚崇,这位曾在武则天、唐睿宗时期担任宰相的智者,再次被唐玄宗所看重。公元713年,唐玄宗在骊山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然而,由于军容不整,军纪松弛,唐玄宗愤怒之下罢免了时任宰相兼兵部尚书的郭元振,并下令火速召见姚崇前来骊山行营。
当唐玄宗正在渭河边打猎时,姚崇赶到了。唐玄宗好奇地问姚崇:“你擅长打猎吗?”
姚崇恭敬地回答:“陛下,我年幼时便成为孤儿,二十岁时曾在广成泽居住,那时我以打猎为乐。然而,四十岁那年,我遇到了张憬藏。他预言我将会因文学才华而登上宰相之位。自此,我便发奋读书,虽然如今尚未成为宰相,但打猎的技艺我依旧未忘。”
唐玄宗听后十分欣慰,随即邀请姚崇展示他的打猎技艺。姚崇指挥队伍进退自如,箭术和投掷技艺均表现出色,令唐玄宗大为赞赏。因此,唐玄宗当即封姚崇为兵部尚书,并让他接替郭元振成为新的宰相。
姚崇担任宰相后,他向唐玄宗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建议,包括禁止国亲担任宰相、以仁义治国、停止不必要的边疆战争等十项建议。唐玄宗对姚崇的建议深表赞同,并决定按照这些建议来治理国家。
在姚崇担任宰相的三年里,他精简政府机构、奖励清廉官员、严惩贪官污吏、选拔贤能之士担任要职。这些措施使得唐朝的政治环境焕然一新,为“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姚崇离世后,宋璟接任宰相之职,深受唐玄宗的敬重,甚至带有些许敬畏之情。唐玄宗对宋璟总是以师礼相待,因为宋璟敢于直言不讳,即使面对唐玄宗,也从不畏惧表达他的见解和意见。尽管唐玄宗有时对宋璟的建议并非全然满意,但最终还是选择接受。
宋璟身为宰相,公私分明,绝不徇私情。当他的叔父宋元超请求他利用职权为其谋取吏部职位的便利时,宋璟严词拒绝,并亲自给吏部官员写信,要求他们公正无私地处理此事。
在唐太宗时期,宰相和三品官在奏事时必须有谏官和史官在场,以此防止谗言的出现。然而,这一制度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被废除,导致诬告和进谗之风盛行。宋璟上任后,恢复了这一制度,要求百官在奏事时必须有史官和谏官在场,有效地遏制了谗言的传播。
当时,许多进京汇报工作的官员为了寻求升迁,纷纷携带重礼,企图结交权贵,导致贿赂之风盛行。宋璟对此深恶痛绝,在得到唐玄宗的同意后,他下令所有收受贿赂的权贵必须将礼品退还,此举成功地遏制了贿赂的风气。
在担任宰相之前,宋璟曾在广州任职。当地官员为了奉承他,计划为他立碑。宋璟得知后,向唐玄宗表示,他虽在广州任职,但政绩平平,不应受此殊荣。他担心这种奉承之风会带来恶劣影响,因此请求唐玄宗颁布禁令,禁止此类行为。唐玄宗对宋璟的正直和明智深感钦佩,便采纳了他的建议。
公元720年,宋璟因坚持禁止黑钱流通并对犯法官员的申诉进行公正处理,触动了许多权贵的利益,因此被免去了宰相之职。然而,唐玄宗并未忘记他的贡献。公元729年,宋璟再次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彰显了对他能力的认可。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宋璟在公元733年深感自己年事已高,决定辞去宰相之职,退隐至洛阳,享受宁静的晚年生活。
宋璟离任后,唐玄宗深思熟虑,选择了张九龄接任宰相之位。张九龄上任后,针对唐朝盛世之下隐藏的危机,提出了以“王道”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旨在通过道德教化和公正治理来巩固中央集权,缓解社会矛盾。在他的努力下,“开元盛世”的局面得以维持,唐朝的繁荣与稳定得以延续。
张九龄还时常提醒唐玄宗要居安思危,不可因一时的成就而沾沾自喜。面对玄宗宠妃武惠妃的请求,希望他帮助废掉太子李瑛,立其子为储君,张九龄深知此事涉及朝政稳定,因此坚决拒绝了她的请求,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勇气。
唐玄宗能够任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贤臣,是唐朝在他统治时期能够繁荣富强、政治清明、社会生产大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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