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他在消灭袁绍势力平定冀州后,乃下令:"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难,尽免今年租赋。”此举虽使曹操少收了些钱粮,却换来了民众的拥戴,使袁绍统治多年的地盘迅速稳定下来。可见,以义取利,把义当成实现利的手段,便一举两得。
上述三种作法,不必再行剖析,优劣高下,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商品经济社会里,任何经济活动都以取利为目的。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见利忘义行不通,单纯取义又违反了经济活动准则,而以义取利不失为一种可行之法,今人的实践可进一步证明。
从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大力提倡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忘我工作,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只讲这些,却忽视了物质利益原则,忘记了民以食为天的浅显道理。分配上搞平均
主义,劳动所得与劳动成果相脱节。一讲多劳多得,就是“奖金挂帅”。讲求效益、搞核算,便成了“利润挂帅"。甚至农民自己搞点副业,也被说成自私自利。结果是大家懒惰,普遍落后,共同贫穷。
经济组织不是福利机构,盈利是它的生存支柱。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人的观念也在变化,追求利益巳经成为时尚。然而有些组织和个人却又滑向了极端功利主义的深渊,由过去的重义轻利,变得重利轻义,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把伦理道德、社会法则统统地抛开。生产中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流通中囤积居奇。假氏家族更是繁荣兴旺:假药、假酒、假广告、假商标,如此等等,不一而是。一方面这些生产经营者赚了钱,另一方面消费者深受其害。北京一工程师,用山东某厂生产的打气筒为自行车充气时,压杆飞出击中头部,造成终生瘫痪。某地一些药厂以玉米面、淀粉为原料制造感冒药,以蒸馅水冒充小诺霉素,使患者的病情不能得到及时控制和治疗。透过这些恶性事件,应看到什么呢?也许有人说这是商品经济发
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但这是处理义利关系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当然,一旦被消费者认清了真面目,此类见利忘义者也就身败名裂了。
将义与利和谐地统一起来,通过正当的符合道德准则的手段获取利益,是完全能够做到并且能坚持长久的。有位企业家说过:“在经济活动中,利润当然是神圣的,但在利润之上,还有更为神圣的人性。用利他主义排斥物质利益,那是假道学、伪君子。用利己主义排斥道德和人性,则是邪恶。”所以可行之法只能是追求在道德约束下的利益,在利他的同时产生利己的效果。日本企业
界近年喊出了“将利润还原于社会”的口号,出资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在有利于社会的同时提高了自身声望。我们通常所说的"在提高社会效益的同时增加企业效益”也是同一道理。比如,强调“为消费者服务”,这里服务就是举义。服务搞好了,消费者心情舒畅,也就产生了社会效益。与此同时,心情舒畅的消费者便乐于支付费用,乐于上门当顾客,利润也就随之而来。以义取利,
要注意以下两点:
(1)以真情实义待人
刘备最初不受徐州,不占荆州,不忍害刘璋以图益州,在当时场合下,让当局者体味到了真情实义。现实中的生产经营者,应向刘备学习,真诚待人,而不能让人感到虚情假义。若脸上强作欢颜,内心冷若冰霜,或有其言而无其行,这种“义”是得不到丰厚而长久的利的。俗语云:“你敬人一尺,人敬你一丈”,便是对义利同一性的通俗说明。
(2)超越时点看义利
义与利的统一,有时是在一个较长过程中完成的,把目光局限在一件事、一个时点上,是难以做出足智的举措的。因为在一个时点上义与利可能相斥,而拉开时间长度,义利便可能相容。这就是说,某一义举,在当时不一定收利。所以,在寻找义与利统一的交汇点时,必须超越时点。刘备义得徐州,就在于他能超越时点的限制,预见到三让之后的义利统一。天津桂顺斋食品店,一次有位顾客来买蛋糕,请求售货员捆扎牢些,说是三天后出门
带走。时值酷暑,售货员劝道:“天气炎热,蛋糕不易保管,最好哪天走哪天买。”顾客深受感动,三天后高兴地买走了蛋糕。三天前这笔买卖没做成,桂顺斋为义失去了利,而三天后这笔买卖成了,还取得了顾客的好感,义利实现了统一。这与那种恨不得立刻把顾客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而置顾客利益于不顾的作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点评】
“忘恩负义”这句话,不知你听说过没有,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是很常见的。有多少人,在接受完别人的恩惠之后,回报给的却是反目成仇,忘记了当年的施舍。也有些人只求所取而不去付出,其实,这就是没有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不同人处理义和利的思想和方法不同,但一定要让义和利达成一致,使二者协调统一。
第三节防人之心不可无
【一场精彩的“三角诈"】
商场上尔虞我诈,防不胜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的确不错。商场上已经习惯了没有真实材料,对方不会把你当真,因此,如果有人说的天花乱坠,你也不要上当。
在三国时代各个军事集团之间的斗争,施谋用诈的情形非常的普遍。包括曹操、孙权、刘备在内,群雄之间你诈我,我诈你,诈中有诈,诈外有诈,花样极多;演义中描绘了一场精彩的“三角诈。
赤壁之战后,南郡因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曹操败退之时,留曹仁镇守。首先前来进攻的是东吴都督周瑜。
周瑜因刚破曹操,气势正锐。经过几场小战斗,夺取了南郡旁边的小城——彝陵,于是把全部兵力都布置在南郡周围,准备攻城。曹仁深感形势危急,拆开曹操预先留下的锦囊。照计行诈。曹仁传令五更造饭,“平明,大小军马,尽皆弃城,城上遍插旌旗,虚张声势,军分三门而出。”周瑜看见城墙虚设旌旗。无人守护,又见出城军士“腰下各束包裹”,“暗忖曹仁必先准备走路”,便亲自引军取城,突破出城曹军的阻截,直至南郡城下。被杀散的曹军都不入城,望西北而走。周瑜见城门大开,城墙上仍然无人,就下令让众军抢城。“数十骑当先而入,瑜在背后纵马加鞭,直入瓮城。”“一声梆子响,两边弓弩齐发,势如骤雨,争相入城的,都挤入陷坑内。周瑜急勒马回时,被一弩射着,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马。牛金从城中杀出,来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舍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吴兵自相践踏。”城外的曹仁、曹洪分兵两路杀回,吴兵大败。
吃了这么大的亏,周瑜怎肯罢休?他决定以诈还诈,实施报复。不等箭伤痊愈,就披甲上马,迎战骂阵的曹兵。即将交战时“周瑜忽然大叫一声,口中喷血,坠于马下”,众将挡住冲来的曹兵,救起周瑜,回到帐中。程普问:“都督贵体如何?”周瑜悄悄地对程普说:“此吾之计也……吾身本无痛楚;吾所以为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然欺敌。可使心腹军上去城中诈降,说吾已死,今夜曹仁必来劫寨,吾却于四下埋伏以应之,则曹仁可一鼓而擒也。”于是东吴营内报丧举哀,各寨尽皆挂孝。曹仁得知周瑜阵前吐血坠马的消息,又有东吴“降”卒报说周瑜已死,果然引兵来劫寨。结果中了埋伏,被周瑜杀得大败,不敢再回南郡,奔襄阳而去。至此,人们一定以为南郡非周瑜莫属,谁知又出了变故,周瑜收住得胜之军,径到南郡城下,只见城墙上旌旗布满,敌楼上一员大将高叫:“都督少罪,吾奉军师将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赵子龙也。”这是刘备、诸葛亮施诈的结果。早在周瑜用兵之前,刘备、诸葛亮就率兵到了油江口,也想取南郡。周瑜曾到油江口问刘备:“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刘备依照诸葛亮事先的交待,回答说:“听说都督要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胸有成竹:“吾东吴久欲吞并汉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
“吾若取不得,那时任从公取。”刘备把南郡让给周瑜先取,使其消除戒心,奋力攻打曹仁。谁知刘备、诸葛亮并未完全信守诺言,虽未先于周瑜去取,却先于周瑜取到了手。在周曹相争中,不费吹灰之力,坐收渔人之利。
由于经济领域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因而诈术在西方运用得非常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说,诈术是许多西方企业家赖以击败对手发财致富的武器。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强了同外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接触,在频繁的经济交往中,这种诡诈欺骗行为经常出现。
但必须指出,演义中军事集团之间的施谋用诈,大都是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下展开的,目的多为置对方于死地,无所谓约束和规范。我们从演义中寻求识诈用诈的启示,不可以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于不顾。
在现代商业交往中,被诈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湖南某厂因为本企业的一项关键工艺总是过不了关,于是,就打算与其他企业合作攻关,以尽快把产品推向市场。
深圳的某公司得到这个信息后,表达了合作愿望,并派了几名熟悉这项工艺的工程师。
这些工程师到湖南后仔仔细细地研究了那家工厂的技术资料,在当地科研人员的帮助下很快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由于当时在签合同时,说好一旦技术过关,产品投放市场,湖南的厂家向深圳的公司支付200万元的酬金。但是,瞅市场上出现了比湖南厂家成本更低、质量更高、包装更美的同类新产品。一经上市,很快由南向北扩展市场,把湖南厂家的产品销路挤垮了,厂子被迫停产半年。
深圳公司的本意就不在于这200万元的酬金,而是瞄上了这个产品,但苦于这个厂的保密技术做得好,怎么也了解不到相关的全部技术,于是才有意主动要求合作的。
当这些工程师乘职务之便,研究了这个厂的全部技术资料,掌握了该厂的新产品设计方案后,公司就把他们招回了深圳,自己组织生产。湖南厂家因疏于防范被合作人骗惨了。
商业秘密是公司在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的基础上获得的,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具有保密性质的技术经济信息被非法获取的情况日趋严重。
一些公司的商业秘密被某些利欲熏心的人釆取各种手段非法窃取,给公司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这种窃取的方式有各种表象伪装,或明或暗,或强夺或智取,很让公司经理伤心。
一般来说,商业机密是从以下几方面泄露的:
1。疏忽大意,不明不白地泄密。
有些公司对自己的商业秘密不注意保护,使商业秘密在疏忽大意中,不明不白地向外泄露。
2。人才流动,难以避免地泄密。
随着劳动力的流动日趋频繁,一些心怀叵测的人趁调离之机,非法获取原公司的商业秘密,并伺机卖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