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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识破圈套看清小人的真面目（第2页）

最后，杨晔受尽折磨惨死在狱中，杨泰被“莫须有”的罪名处斩，杨仕伟也被贬了官。

韦瑛在杨晔一案中大显身手，立了大功，从此深得汪直倚重，视他为左膀右臂，委以重任，罗织冤案时，往往以韦瑛为急先锋。在追随汪直的日子里，韦瑛也变得更加毒辣、凶残，睚眦必报。

依权附势是这类人基本的生存方式，只要依附的人暂时还靠的住，还有可利用的价值，他就会卑躬屈膝，以虚伪的忠诚来换取最大的利益。

见利忘义是典型的小人嘴脸

见利忘义是典型的小人嘴脸。这种人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不讲信用，不懂感情，奉行“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原则，与人交际是为我所用，谁对自己有利就依附谁、巴结谁、紧跟谁。需要时，可摧眉折腰寻找后台；遇事时，便溜须拍马拜门槛。在权势面前唯唯诺诺，吹吹拍拍，一旦达到了目的或一朝得势再用不着他人时，立即撕下虚伪的面具，又不断地去巴结新主，寻求新的靠山。这便是“小人爱财，不惜弃道”。这种人只能共得富贵，共不了艰难。遇到麻烦，为了一己之私利，可以背叛亲朋、背叛同志、背叛集体。

俗话说：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兽犹如此，何况人乎？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小人“做人”重于做事，“谋人”多于谋事，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划圈子、抱团子、傍大款、攀高枝上。他们交友是以利益为原则，如果得不到实惠，甚至忘恩负义，恩将仇报。他们奉行的是“有奶便是娘”的信条，你今天帮了他的大忙成了他的恩人，如有人贿之以大利拉他来攻击你，他那副嘴脸马上变样想方设法打击你。

小人遇到恩人的帮助和提携，他日日思夜夜想的不是感恩，不是把事情做好，而是如何才能尽快地超越恩人的地位。恩人的肩膀能靠一靠的，他会踩着上；如果不可，恩人咸了他往上爬的绊脚石，那就对不起了，一脚踹开，毫不怜惜和犹豫。

魏忠贤进入了最有权势的部门，窃居了最核心的位置，贪欲和野心也随着膨胀起来。客魏勾结，首先为其掌握更大的权力而扫除障碍。他们采取的震撼朝野的第一动作是谋杀魏朝和王安，保证在太监的二十四衙中树立其不可动摇的地位。

其实魏朝和王安都曾经是魏忠贤昔日的好友和恩人，是魏朝将魏忠贤这一乡间农夫引荐人宫，后来，又是他不时地向主持宫事的王安好言荐举，魏忠贤才日益得以重用。故此，二魏曾结为兄弟。在魏朝发现他与客氏勾搭后，二人发生了矛盾，兄弟变成了仇敌。熹宗即位后，魏朝被赐名为王国臣，位掌兵仗局，一时成了实力派人物。这样魏朝在生活和事业上都成了魏忠贤的有力竞争对手。魏忠贤决心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一次，二魏在一起饮酒，为争客氏斗骂起来，深夜惊动了熹宗。客氏自然支持魏忠贤，结果魏朝被勒令告病出宫。魏忠贤将其赶出了皇宫仍不放心，矫旨将其发往凤阳，并在路上派人将其生生绞死。魏忠贤除掉魏朝之后，矛头又指向位在自己之上的王安。

王安是明一代比较正直的太监，并且在朱由校登基皇位的斗争中，他立有不可代替的功劳。所以熹宗对他还是信任有加。在熹宗即位后就有意让他按任掌印太监，王安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但依照惯例要上表辞谢。而魏忠贤与客氏密谋乘机向嘉宗进言，准了王安的辞谢，立即把这一要职给了一贯依照客魏意愿行事的王体乾。

魏忠贤轻而易举地搬倒了王安，念他日前对其不薄，本想放他一马，可阴毒的客氏进言，不能留此后患！这样魏忠贤就指使私党参奏王安，熹宗也不问青红皂白就稀里糊涂地把为大明朝忠心耿耿卖命一生的王安降职到南海子净军，王安一腔冤屈无处诉说，当他匆匆赶到南海子后，按照魏忠贤的部署，王安竟然被断绝饮食，三天后没饿死，就被一刀斩杀了。

正直的王安被除，王安手下的太监也被魏忠贤即刻驱逐殆尽，同时拼凑以王体乾、李永贞等宦官为羽翼，暗中拉拢大学士沈滩为帮手，迅速在宫中形成新的权力集团。他还劝说熹宗在宫中选拔一批身强力壮的宦官组成军队，以备后用。魏忠贤自己同时掌握东厂大权，这样宫中的实权尽收手中，为他实现更大的野心和贪欲创造了条件。

魏忠贤勾结客氏，一朝得势，翻脸无情，对妨碍自己的同伙狠下毒手，一一扫除，这不但暴露出他篡权的野心，也表明了这个阴谋家品质的卑劣，真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现实生活中，有些占有欲很强的人，他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常现实的，任何时候，他们都会更注重现实的、经济的利益。只要有机会捞好处就会不顾一切地去做，有时候甚至会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恶意地背叛朋友。这样的人实在可怕。假若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也只能在知道他要怎么样的时候应对他，不知道他要怎么样的时候提防他。

工于心计--小人的拿手好戏

善窥上意、工于心计的小人，总是精心揣摩着别人的性格、兴趣、爱憎、好恶，然后采取响应的对策。对于糊涂者，他能够欺骗你，蒙蔽你；对于软弱无能的你，他则欺辱控制你；对于强大的你，他会吹捧你，奉承你，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春闱大试刚刚落下帷幕，参加会试的四方学子焦急地等待着考试结果，发榜后，名列榜首的是宜兴才子周延儒。按着科举规定，接下来便是殿试，这位周延儒又独占鳌头，由皇上钦定为头名状元。当周延儒披红挂彩、身骑高头大马游历京城、招摇过市之时，人们方能亲眼看见这位状元郎的风采，竟是位二十来岁的少年书生。

周延儒少年得志，机敏过人，他本人也是自视甚高，一心想在官场中混出个名堂来。他的仕途也算一帆风顺，一直官运亨通。

周延儒曾被派往南京掌管翰林院，他为人机巧，善辨风色，在处理与东林党和阉党的关系时，他左右逢源，两面不得罪，虽与东林党人时有往来，却从未受到阉党的排挤，因而乌纱帽一直稳戴头顶；就是后来的东林党祸和阉党逆案，他也都圆滑地逃过了。

熹宗在位只有七年，便短命而死。崇祯皇帝登极后，坚决查处党私之徒，整顿朝纲，在惩治魏忠贤逆党之时，惟恐网疏有漏，凡是与魏忠贤集团有过一两次交往的人，一概连坐罢黜，一下子牵连进去百十余人。由于阉党一案惩罚的官员过多，造成朝官严重缺员，于是，崇祯将南京的一大批官员调回京都，各派其职。就在此时，周延儒也被召进京，升任礼部右侍郎。地位改变了，官职提高了，使他有机会能够接触皇上，因此他便利用这绝好的机会，察言观色、伺机而动，积极创造条件，为实现其夺取朝中大权的野心做准备。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的冬季，锦州边防军发生哗变。抚臣袁崇焕闻讯调查后得知，因军官们层层克扣粮钱，士兵们忍无可忍才采取这种过激的行为，以引起朝廷的重视。袁崇焕在奏章中详细汇报了事件的起因、性质和危害性，建议朝廷从速补发粮饷，以解燃眉之需。

边境军心不稳，自然事关重大，崇祯皇帝紧急召集朝中大臣，在文华殿论证此事，商议办法。大臣们一致赞同袁崇焕的建议，请求皇上速发内帑，以解救边境之急。听了大臣们的意见，崇祯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崇祯帝虽然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致力于振兴朱明王朝，一心做个贤明君主，但是，他生于王朝的末世，便从小在勾心斗角的皇宫内长大，目睹了一出出夺权争宠的丑剧，心中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从而养成他敏感多疑、刚愎自用的性格，加之他初登帝位，年纪轻、阅历浅，不善识人，所以处理朝政时往往失于明察，但他却偏要自作圣明。此时此刻，崇祯对锦州边防兵闹事的成因仍然疑窦丛生。

周延儒最是老谋深算，他非常了解崇祯的脾气，他见崇祯对大臣们的意见不表态，早已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思。于是，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朝班，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阴阳怪气地说：“朝廷设立边防，旨在防御敌兵。不想，如今敌兵未犯，边防先乱。宁远哗变，连忙发饷，锦州哗变，又急忙给饷，倘若各处边关都来效仿，该当如何是好呢？”崇祯一听周延儒说出了自己所想，大为高兴，便问他有何上策，周延儒只回答道；“此事有关边防安危，粮饷不得不发。只是，须得谋求一经久之策。”细琢磨周延儒的话中意思，也不过是赞同发饷以息兵怒，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高见。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一个“经久之策”的说法，就显得与众不同。其实，那个没有一点实际内容的说法，不过是他哗众取宠的借口。就这样，周延儒骗取了崇祯的好感，在皇上心里留下了一个急公负责、站得高看得远，能处置事情的好印象。崇祯当场褒奖了周延儒，而责怪了众朝臣。

过了几天，崇祯又把周延儒召到宫中单独密谈，商量给军饷一事，现在他是非常信任这位深谋远虑、见识出众的周延儒了。周延儒再一次替皇上分析说：“军饷首先是粮食，而山海关并不缺粮，那么军兵哗变，是为缺银，其中必有原因。恐怕是下级军官从中作梗、煽动闹事，以此要挟袁崇焕，迫使袁崇焕向朝廷要银。”崇祯听后，大为赏识，感到周延儒分析情况真是入木三分，因此周延儒又一次受到了皇上的青睐。

其实，此事与袁崇焕毫无关系，戍兵哗变，是由辽东巡抚毕自肃措置失当酿造的，三个月后，袁崇焕才到达山海关，着手处理了善后事务。他以抚为先，罢斥了几个有责任的将领，斩处了十几个破坏性最大的肇事者，毕自萧引罪自杀。由此看来，周延儒的分析完全是自作聪明，毫无根据的。

时隔不久会推阁臣，周延儒与温体仁早已觊觎入阁，但由于资历较浅，未被推荐，二人心中十分不满，便相互勾结，结成政治联盟，先由温体仁发难在先，继之以周延儒从中协助，旧案重翻，借题发挥，矛头所指，集中攻击钱谦益，使崇祯疑心此次会推掺有结党营私之嫌，从而否定了全部会推名单，并罢黜了钱谦益。通过此次事件，周延儒又进一步取得了崇祯帝的好感，不到一年，周延儒被“破格”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准许参与机务，从此挤入了最高决策层。但是，野心勃勃的周延儒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了达到独揽大权，夺取首辅地位的目的，他又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汁，竟然可以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勾结温体仁，利用皇太极的反间计杀害了大将袁崇焕，其真正目的在于除掉权势居于自己之上的钱龙锡、成基命等人，以便夺取内阁首辅的荣耀权位。果然，袁崇焕一案了结后，周延儒的异己力量也被消灭，不久，他被加官晋爵，当上了太子太保，阁阶，由东阁改为文渊，最后到武英殿大学士，真可谓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崇祯朝廷的大权，尽在周延儒手中。

周延儒一朝大权在握，便迫不及待地安插亲信，他所荐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等人都属私亲之流。他还让自己的哥哥周素儒冒籍锦衣卫，并授以千户之职，周延德还荒唐地把家人周文郁委任为副总兵，这简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周延儒在政治上玩弄权术，在生活上腐化堕落，是个酒色之徒；秽行丑闻，几乎人所共知。周延儒五毒俱全，臭名昭著，连同他的子孙们也近墨者黑，在家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欺压百姓，万人指背。

虚假舆论，小人的遮羞布

有很多西欧人将危害行为作用于这会舆论。这点，在信息社会里更被加以重视，因为舆论已经成为社会控制的一个法宝。

“名”和“实”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名家公孙龙就是以“白马非马”而闻名于世，但到了涵谷关还是被秦兵挡在城门外面。这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但到了近现代的袁世凯身上，就被整个颠倒了过来，变成当兵的偏要讲起名分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袁世凯将溥仪赶下台时才叫嚣着“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但墨迹未干，袁世凯已经按捺不住当皇帝的邪念了。

袁世凯当上正式的大总统时，甚是得意，但不久就觉得参议院、众议院等有如紧箍咒，勒得他浑身不舒服。为此他常对人发牢骚说：“国会专制，固不适宜，内阁集权，亦多窒碍”。

政治方面经过清除国民党党员的整治基本就绪后，袁世凯开始考虑恢复帝制的问题了。袁世凯首先想起从影响民心的事情做起：即从精神文化方面做起，为此袁世凯策划了一系列的事情。

1913年6月22日，正式发布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

1914年1月29日，根据他的建议，政治会议做出决定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日，其礼节、服制、祭品与祭天的一样。他还亲自带着文武百官，穿着离奇古怪的祭服，到北京孔庙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榜样。

1915年指示初等小学应将《孟子》列入科目，高等小学应将《论语》列入科目。同时还恢复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结果学习新知识的年轻人纷纷落榜，对新学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1914年7月，他又正式公布文官官秩，分九等，完全是封建时代的官制，分卿、大夫、士三大等级，与旧官制不同的就只差一个皇帝的称号了。袁世凯本人最讨厌“先生”的称谓，他首先在军队里禁用，还公布了条例，恢复前清的“陛见”制度，旧官场的一切全都恢复了。

久而久之，许多人都以为他要恢复帝制了，但又不见他自己提过要当皇帝，以致一些遗老遗少们误认为它视为宣统复辟做准备呢。不过，他曾对别人说：“立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荒地，自属汉族”。言外之意是他本人也是够条件的。

此外，袁世凯也不忘记通过合法的程序来为自己恢复帝制创造条件。1914年8月，他授意梁士治在参政院会议上提出《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12月28日获得通过。《大总统选举法》实际上把袁世凯比做皇帝了，所差的只是名称而已。此后，当探明了军阀们对“共和”颇有微词，袁世凯手脚也渐渐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