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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光耀千秋写不尽的盛世繁华（第3页）

进贤冠，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公侯三梁（梁即冠上的竖脊），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博士以下一梁。为文儒之冠。

法冠，又称獬（xiè音械）豸（Zhì音质）冠，獬豸一角，能别曲直，故以其形为冠，执法者所戴。楚王曾获此兽，制成此冠，秦灭楚后赐执法近臣，汉沿用为御史常服。

武冠，又称武弁大冠，诸武官所戴，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纹，后饰貂尾，谓之赵惠文冠，秦灭赵以之赐近臣，金取刚强，百炼不耗，蝉居高饮清，口在掖下，貂内到悍而外柔缛，汉貂用赤黑色，王莽用黄貂。

《续汉书o舆服志》武官在外及近卫武官戴鹖冠，在冠上加双鹖尾竖左右，“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鹖是一种黑色的小型猛禽。亚细亚北方“斯克泰人”帽以及“高句丽人”的折风冠，形状像弁，均插羽为饰。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形似缕鹿，下轮大，上轮小，好像汉代盛丝的缕簏。又名鹬冠，可能以鹬羽为饰。祀天地五郊，明堂乐乐舞人所戴。

方山冠，亦称巧士冠，近似进贤冠和高山冠，用五彩縠为之，不常服，惟郊天时从人及卤簿（仪仗）中用之。概为御用舞乐人所戴。

术士冠，汉制前圆，吴制差池四重，与《三礼图》所载相合。是司天官所戴，但东汉已不施用。

却非冠，制如长冠而下促，俗称鹊尾冠。宫殿门吏、仆射所冠。

却敌冠，前高一寸，通长四寸，后高三寸，制如进贤冠，卫士所戴。

樊哙冠，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马殿门卫所戴。此冠取义鸿门宴时，樊哙闻项羽欲杀刘邦，忙裂破衣裳裹住手中的盾牌戴于头上，闯入军门立于刘邦身旁以保护刘邦，后创制此种冠式以名之，赐殿门卫士所戴。

在袍服外要佩挂组绶，组是官印上的绦带，绶是用彩丝织成的长条形饰物，盖住装印的鞶囊或系于腹前及腰侧，故称印绶。以绶的颜色标示身份的高低。帝皇黄赤绶四彩，黄赤绀缥，长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同。诸侯王赤绶四彩。赤黄缥绀，长二丈一尺，三百首。长公主，天子贵人同。公侯将军金印紫绶二彩。紫白，长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九卿银印青绶三彩，青白红，长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千、六百石铜印墨绶三彩。四、三、二百石铜印黄绶。自青绶以上有三尺二寸长的縌与绶同彩，而首半之，用以佩縌。紫绶以上可加玉环和鐍（鐍是有舌的固定带子用的环状物）。这里的首是经丝密度的单位，单根丝为一系，四系为一扶，五扶为一首，绶广六寸，首多者丝细密，首少者粗。佩縌就是结绶于縌，意即在佩玉的带纽上结彩组，与绶相连。平时官员随身携带官印，装于腰间的鞶囊中，将绶带垂于外边，绶带一端打双结，一端垂于身后。商周绶带的前面挂下广二尺、上广一尺、长三尺，其颈五寸的韨，春秋战国时废去韨佩，改为系縌，以方便行动。

汉代妇女礼服也采用深衣制，《续汉书o舆服志》：“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庙服绀上皂下，蚕青上缥下，皆深衣制。”所以深衣是男女通用的服装。《礼记》的《玉藻》、《深衣》二篇对深衣制有很多记载，内容所谓“应规、矩、绳、权、衡”之类，重点在于“明礼”，而对形制和尺度则说得不清楚，也不太符合实际。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对西汉楚长沙王利苍夫人墓进行了系统的发掘整理，出土袍12件（绵袍11件，夹袍1件）均为交领右衽，外襟形式有曲裾、直裙两种，除上衣下裳相连，袪广（大袖口）袂胡下（袖宽大下垂至袖口呈弓弧线）等项与《礼记》所记相符外，其余如裳的腰围“三袪”（三倍于袪围）、缝齐倍要（下摆为腰围的一倍），裳前后各六幅等，文献与实物形制相差很远。所以对文献的繁琐考证，应当与出土实物相佐证。

3-5汉代妇女服饰

汉代的男子穿襦裤汉成帝时（前32年至前7年）规定青绿为民间常服，但蓝色偏暖的青紫为贵族燕居的服色，古时用蓝靛染色，经多次套染而成的深青会泛红光，故怕深青乱紫，连县官也不许穿。而青、绿色在视觉上有平和之感，后世一直被定作平民的服色。

裤子在先前多为无裆的管裤，名为袴。将士骑马打仗穿全裆的长裤，名为大袴。西汉士儒妇女仍穿无裆的袴。汉昭帝时（前87年至前75年），大将军霍光专权，上官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为了阻挠其他宫女与皇帝亲近，就买通医官以爱护汉昭帝身体为名，命宫中妇女都穿有裆并在前后用带系住的“穷裤”，穷裤也称“绲裆裤”，以后有裆的裤子就流行开来。汉代男子所穿穷裤，有的裤裆极浅，穿在身上露出脐子，但没有裤腰，裤管很肥大。

汉代华夏地区舞蹈服装则流行长袖和飞带（纤），并在衣上加燕尾形的飞髾（袿）为饰，以助长舞者的动势。其他地区则各有地方特色。

豪绅门阀所养的乐师，也可穿长袍戴平巾帻或进贤冠，女梳花钗大髻。

汉代农夫服装朴质单纯，穿短衫短襦，裤子，束劳作裙，跣足或穿平头麻鞋，头上裹巾或戴笠帽等，此种服装一直流传到后代。

汉代妇女的发型，通常以挽髻为主，一般是从头顶中央分清头路，再将两股头发编成一束，由下朝上反搭，挽成各种式样，有侧在一边的堕马髻、倭堕髻，有盘髻如旋螺的，还有瑶台髻、垂云髻、盘桓髻、百合髻、分髾髻、同心髻等名称。髻上一般不加包饰，大都作露髻式。皇后首饰还有金步摇、笄、珈等。

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

随着中国统一局面的完全诞生，强大的汉王室在饮食方面比秦朝更进一步了。汉朝皇帝拥有当时全国最为完备的食物管理系统。负责皇帝日常事物的少府所属职官中，与饮食活动有关的有太官，汤官和导官，它们分别“主膳食”、“主饼饵”和“主择米”。这是一个人员庞大的官吏系统。太官令下设有七丞，包括负责各地进献食物的太官献丞、管理日常饮食的大官丞和大官中丞等。太官和汤官各拥有奴婢3000人，为皇帝和后宫膳食开支一年达二万万钱。这笔开支相等于汉代中等水平百姓二万户的家产。每天开支达54。8万钱，相当于2700多石上好的梁米，或是91000多斤好肉。汉朝礼制规定：天子“饮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他们“甘肥饮美，殚天下之味。”

时节的变化对汉代普通人的生活状况有着不小的影响。如汉末人徐干说：“在炎气酷烈”的夏季，即使是贵族也感到“身若点漆，水若流泉，粉扇靡效，宴戏鲜欢。”然而季节对饮食生活的限制在皇帝和其后妃那里却被降至当时的最低程度。在冬天，皇帝可以享用春季才生成的葱，韭黄等蔬菜，而这些蔬菜是耗费大量钱财，太官“覆以屋庑，昼夜蕴火，待温而生。”在炎热的夏季，皇帝与后妃则是“坚冰常奠，寒馔代叙。

在此时期中国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加剧了。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

比西北丝绸之路还要早一些的西南丝绸之路，北起西南重镇成都，途经云南到达中南半岛缅甸和印度。这条丝绸之路在汉代同样发挥着对外传播饮食文化的作用。例如，东汉建武年间，汉光武帝刘秀派伏波将军马援南征，到达交趾（今越南）一带。当时，大批的汉朝官兵在交趾等地筑城居住，将中国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吃粽子等食俗带到了交趾等地。所以，至今越南和东南亚各国仍然保留着吃粽子的习俗。

同一时期，中国人卫满曾一度在朝鲜称王，此时中国的饮食文化对朝鲜的影响最深。朝鲜习惯使用筷子吃饭，朝鲜人使用的烹饪原料、朝鲜人在饭菜的搭配上，都明显地带有中国的特色。甚至在烹饪理论上，朝鲜也讲究中国的”五味“、”五色“等说法。

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砂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乳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

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

汉朝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作为一种坐具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高潮。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