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边塞诗有很高的艺术概括力,其着眼点往往不在于具体的战事,而是把边塞战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各个视角上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深刻的内涵、饱满的热情,赋予边塞诗生气。他的名作《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被后人誉为唐人绝句压卷之作,其原因就在它不但具有丰厚的内涵,而且唱出了时代的心声。
高适是盛唐边塞诗派的另一杰出代表。高适的诗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方面超过同时代的许多诗人,应时而生的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使,他的诗有一种慷慨悲壮的美。如其《塞下曲》“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诗歌中的豪侠气质直透纸面,其快意人生、立功边塞的英雄形象傲然而独立。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繁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对外战争的优势随之丧失。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国土沦丧,无力收复。诗人们常常对庸懦的朝廷给予辛辣的讽刺。为光复旧物,诗中时时发出深沉的怒吼,表现出昂扬的斗志;时而又传来悲愤的叹息和凄凉的哀怨。旧时的换兵制度已经废毁,边愁乡思成为诗中的突出主题。对征戍之苦的描写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这方面的佳篇杰构。在整个创作中,理想的光辉逐渐淡弱,现实的色彩愈益加浓。诗中多写战士的苦难,其中对血与死的描绘尤其令人触目惊心。把边塞与死亡连在一起,成为习见现象,英雄主义的热情日趋消冷,人道主义的新潮代之而起,对凡庸军将的批评更为尖锐突出,为土兵的呼号更见痛切。与此相呼应,景物描写也常显出一片萧瑟悲苦,沮丧、绝望情绪十分浓重。
从“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陈子昂《感遇诗》其三十五)、“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年少行》其三)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为国家民族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忠贞精神;从“浑驱大宛马,系取楼兰王”(岑参《武威送刘单判官赴安西行营便呈高开府》)、“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李益《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一往无前、虽死无憾的无畏精神;从“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杜甫《前出塞》其六)、“燕然山上云,半是离乡魂”(于濆《塞下曲》)等诗句中,人们看到了一种同情士卒、泪尽泣血的人道精神;从“铁骑横行铁岭头,西看逻娑取封侯”(高適《九曲词》其三)、“萧条清万里,瀚海寂无波”(李白《塞下曲》)等诗句中,人门看到了一种横扫敌患、靖定边尘的进取精神。此外,边塞诗中还出色地描写了祖国边疆的壮伟风光和兄弟民族的友好隋谊。无数优秀作品中所表现的这些积极思想,是—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足资我们借鉴、继承。
大唐边塞诗对后世影响深远,受到历代人们的高度重视。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到激动人意”,首标“征戍”。明代李攀龙、王世懋、胡应麟,清代沈德潜等评选唐诗,几乎都将边塞诗作列为冠首,由此可见它在后人心目中的地位。在群芳灿烂的唐代诗苑中,边塞诗确是一丛奇葩,十分引人瞩目。尽管边塞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滥觞,唐以后亦赓续未断,但是,能够在诗坛上发生如此重大影响、形成如此恢宏局面的,却只有唐代。所以我们说,大唐边塞诗是卓然独立的。
3、佛教文化盛极一时
佛教是对中国人民影响较深远的一个宗教,当它完全渗透到人民生活的精神层面时,它便不再只是宗教,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了。走入时光回廊,回到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好像看到玄奘的身影,循他的足迹,再走一趟大半个丝路版图。大漠孤烟,雪地冰天,人烟渺渺,涉水攀山,若不是有惊人的体魄和毅力,又如何穿越过这重重的险山恶水,心底的万水千山?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最充分的一个时期。除儒家思想之外,佛教也空前繁荣。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自东汉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碰撞、消化、吸收和广泛传播,到隋唐时期已经中国化了,成为中国哲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唐代,全国各地的寺庙和僧侣已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各种寺庙建造不绝,规模日益恢宏。史书载,中宗时,“造寺不止,费财货者数百亿”,“比者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取宏博,竞崇环丽,大则耗费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太宗时,五台山上造的金阁寺极为华丽,史书称“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所费巨亿”。武宗于会昌五年(845)灭佛,据记载,“天下所拆寺,四百六十余所,还俗僧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从另一角度说明当时佛教发展的程度。
佛经翻译事业的发达,是唐代佛教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德宗时圆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称,当时已有佛经2447部,7399卷。唐代佛经翻译事业的发达,主要得力于像玄奘这样的人物。他一生中,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几占唐代新译经书总数的半数以上。与玄奘同时代,还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著名翻译大家。当时的翻译制度已趋完善。朝廷设的译馆,名手云集,并有专职官员协助工作,“时为看阅,有不稳便处,即随事润色。”
“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又出发。你挑着担,我牵着马,翻山涉水两肩霜花。风云雷电任叱咤,一路豪歌向天涯,向天涯……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上个世纪,一曲《敢问路在何方》,唱热了国人的心,也唱热了神话《西游记》。《西游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小说,叙述了唐僧在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的帮助下到西天取经的故事。那些神奇的故事都是虚构的,而《西游记》里的唐僧历史上确有其人,是被广泛误读了的玄奘。
玄奘是唐代著名的翻译家、探险家和佛学大师。玄奘是他出家后的法号,俗姓陈,名讳。因为他精通印度佛学中的《经藏》、《律藏》和《论藏》,所以也叫他“唐三藏”。他的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他的哥哥也在洛阳净土寺当和尚。玄奘时常到净土寺玩耍,13岁那年。受剃度做了和尚。从此以后,他就和哥哥常在一起,诵读佛经。他很聪明,而且废寝忘食地研究经典,他15岁的时候,不但能背涌《涅槃经》,而且还能讲解。
唐朝初年,玄奘到四川研究佛经。他看遍了国内的佛经资料,有不少问题解决不了。为了了解经典的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于是玄奘又回到长安,向外国人学习梵文,筹集旅费,作出国的准备。
虽然当时出国不用办签证,但中国的西部地区还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唐朝政府严禁百姓私自出境。玄奘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公元627年秋天,他跟随一些商人由长安出发,踏上了西行的道路。快到玉门关的时候,玄奘骑的马死了,跟随他的两个小和尚也跑了,后面官府的差役又追了上来,玄奘躲在客店里,不知如何是好。瓜州的州官李昌出于佩之心,放玄奘出关了。玄奘又惊又喜,赶紧离开客店,奔向玉门关。
玄奘只身在沙漠中前进,一天中午,来到第一座烽火台。他正在马旁喝水,突然飞来一箭。玄奘急忙朝着烽火台大喊:“我是长安来的和尚,要到西天取经,请你们不要射箭。”守卫烽火台的官兵弄清了玄奘的来历,都很敬佩,送他过了烽火台。到了第四座烽火台,烽官(守卫烽火台的将官)还留他住了一夜,给他准备了干粮和清水。
玄奘又继续赶路了。沙漠中间,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白天热风如火,晚上寒风似刀。有时候因为气流的急剧变化,会看到幻影,明明望到人群马队,走近了却又什么也没有,行人以为是妖魔鬼怪。沿途到处是人马遗骨,断剑折枪。玄奘走了一百多里路,口喝难忍,停下来喝水。不料,在取皮囊的时候,一失手,整个皮囊里的水全洒到沙漠上。茫茫黄沙,一望无边,玄奘忍着极度的干渴,走了五天,最后昏倒在沙漠中。半夜过后,凉风习习,玄奘清醒过来。幸好前面不远就是一片绿洲,清清的泉水,嫩绿的野草,使他脱离了险境。又走了两天,终于走出大沙漠,经过伊吾(今新疆哈密),到了高昌(在今新疆吐鲁番东)。
高昌王本是汉人,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很尊敬玄奘,苦苦请求玄奘留下来说法。玄奘说:“我远游是为求佛,现在被大王阻留,大王只能留住我的身体,却留不住我的精神。”高昌王还是不让他走,他一连三天不吃不喝。到了第四天,高昌王深受感动,答应送他西行,送给他衣物、干粮、挑夫和三十匹马,还给沿途各国写信,请他们保护这位远行的高僧。
玄奘带领人马,越过雪山冰河,冲过暴风雪崩,经历了千辛万苦,到达碎叶城(在今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受到西突厥可汗的接待。从此以后,一路顺利,通过西域各国,公元628年夏天到了天竺。在这里,他看到许多高大的鸵鸟,看到150尺高的石像和1000多尺长的石刻卧佛像,还看到成群的巨象往来运输。他几次横渡恒河,遍访佛教史上的古迹。他访问了伽耶城,那里有一棵5丈多高的菩提树,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曾经在这棵树下苦修,他到了佛经中所说的西天灵山,参访了释迦牟尼说法的地址。这些实地的考察,使玄奘对佛经的理解更深入了。后来,他到了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那烂陀寺是印度全国最大的寺院,也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常年有僧徒1万多人。主持这个寺院的,是戒贤法师,已经100多岁了,是当时印度首屈一指的大学者。玄奘到寺院的那天,1000多和尚捧着香、鲜花迎接来自中国的客人。年过百岁的戒贤法师早已不讲学了,但为了表示对中国的友好,特地收玄奘为弟子,重开讲坛,用15个月的时间,给玄奘讲了最难懂的《瑜珈经》。玄奘在寺里待了5年,把寺内所藏各类经典都读了一遍,并随时向戒贤法师及寺内高僧质疑问难,通晓了经典真义,但他仍不满足,辞别了戒贤法师又到南印度去游学。
在以后的6年里,玄奘走遍了全印度大小100余国,后来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令玄奘担任讲座,为全寺僧众宣讲《大乘经》。当时有一个婆罗门,写了十余条理论,挂在那烂陀寺门口,并且狂妄地宣称:“如果有人驳倒我一条,我甘愿把头割下来认错。”很长时间没有人敢出来驳斥他。玄奘请戒贤法师等作证人,和那个婆罗门辩论。辩论到最后,那个婆罗门不得不低头认输,请求照约办理。玄奘说:“和尚不杀人,你跟着我当个佣人吧。”
玄奘在印度宣讲《大乘经》对印度各地影响巨大。戒日王和国王鸠摩罗,都很仰慕玄奘。他们特派使者聘请玄奘,并以两国国王的名义通知全国,在曲女城召开全印佛教大会,聆听
唐僧玄奘讲经。公元642年,大会正式开始,参加大会的有当时印度的18个国家的国王,精通大、小乘经的高僧3000余人,那烂陀寺的僧众2000余人以及婆罗门等2000余人。这是全印度文化名人的大聚会,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盛会。
玄奘任大会主讲,宣讲的主要内容是《大乘经》,同时他又写了一本《破恶见论》,悬挂在会场内外,向与会者公布自己的观点。但是,公布以后,从早到晚,没有人敢站出来辩论。这次大会开了18天,大家恭听玄奘的议论,始终没有一个人提出不同意见。散会那天,各国国王拿出许多金钱送给玄奘,玄奘分文不要,全送给贫苦百姓。从此以后,印度佛教界公认玄奘是佛学的最高权威,玄奘从此名扬印度全境。
戒日王一再诚恳地挽留玄奘留在印度。还有一个国王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来,愿意为他建100座寺院。但是,玄奘在印度留学15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祖国,他决心回国。临走的那天,戒日王以及当地的印度朋友,挥泪送了他几十里路。
公元645年初,玄奘带着650多部佛教书籍,经由西域,回到中国的都城长安。玄奘当年出国是违犯禁令偷偷出去的,现在,唐太宗知道了他的全部情况,很佩服玄奘的顽强精神,
特地派宰相房玄龄等去迎接他。长安市民在朱雀大街开了欢迎大会,长安城里人山人海,路两旁摆着香案和鲜花,锣鼓音乐此起彼伏,长安的僧尼数万人,排着队,把玄奘带来的经卷佛典安置到弘福寺。
这个玄奘,万里孤征,历尽千难万险,从印度载回了大量的佛教教义,也载回了巨大的荣誉;也是这个玄奘,第一次把中国的美好印象留在了印度,开辟了两个国家友好交往的新纪元。
相传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绕殿转,被大臣释为西方佛祖显灵。便在公元64年,派人到西天取经。汉使在大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到印度高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便将两位高僧请到洛阳城,弘扬佛法。明帝专门在“国宾馆”鸿胪寺修建寺院,供两位高僧在此修行并翻译佛经,因当时佛经都是由白马驮来,所以命名为“白马寺”,这也成为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
2005年4月9日至12日,中印两国政府签署了一个关于在洛阳白马寺院建设印度风格佛殿的协议,即《(口度在中国洛阳白马寺院西侧建造印度风格佛殿的备忘录》。
仿佛已经形成了惯例:中印两国的往来和文化交流,总也绕不开一个结——佛教。
而大唐高僧玄奘,真正让这个结成为不解之“结”。
玄奘西行到底充满了多少凶险,1300多年后的人们已经难以猜测,个别人还有些不屑:从中国的浦东到印度的新德里只需要六个多小时耶。
神话《西游记》本想铺张那段艰难险途,所以增设了许多妖魔鬼怪,还调动齐天大圣、天篷元帅、小白龙等护佑,才过了九九八十一难,但困难再多,那结局别说唐僧,连现在的小孩子都知道:有惊无险——最终,肯定有相助的神。
西行求法,那实在是一条前途难测的路,那也是玄奘的一条幸运之路。
想想吧,自汉以降,前往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有多少,数以百千计,但除了法显、玄奘、义净等几个人,有多少人走完了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