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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梦回千年的盛世华章（第3页）

冻饿、干渴、盗贼出没不说，更加上让人绝望到极致的迷途，像一个慢性杀手，生生让你一点点感觉死亡的临近。

八百里沙漠，无声无息地悄悄行进，1300年的历史，淹没于沙漠里，因为不忍卒读行者尸骨。但玄奘时代，尸骨必是不甘淹没于历史的悄然脚步的，张扬着自己的骨骼，直直地朝向前方，横在玄奘前面，那就是玄奘的西行方向吗?

玄奘到洛阳朝见唐太宗，介绍了他旅途的所见所闻和西域、天竺各国的风土人情。唐太宗听得津津有味，他劝玄奘还俗，帮助他治理国政，玄奘婉言谢绝了。

不久，玄奘开始了翻译佛经的工作。他每天五更起床，三更才睡，19年间，共译出74部佛经，1335卷，1300多万字。他的译文流畅优美，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例如“印度”，就是他翻译的时候确定下来的。

长期艰苦的翻译工作耗尽了玄奘的精力，公元664年2月，这位伟大的佛学家和杰出的翻译家在长安郊外的玉华寺圆寂了。

玄奘生前还和辩机和尚共同编写了《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记载了包括今天我国新疆以

及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名胜古迹和城市风光等，是

研究这些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经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虽然我们无法想象玄奘在荒无人烟的八百里沙漠跋涉的情景，但《大唐西域记》里“经途险阻，寒风惨烈”，“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劲烈”，足以让我们望而生畏。

玄奘还把中国的古代文化传到西域各国，他曾把道教经典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人印度。玄奘是中国和印度人民友谊的传播者，他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唐代佛教发展的最突出标志，是若干佛教宗派的出现，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其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禅宗认为人性即佛性，只要明心见性，直指本心，即使在砍柴、担水的平凡生活中，也一样能成佛。这种简易明快的成佛途径，由于和中国传统的心性说结合而得到了广泛传播。

自从南北朝以来，修习禅法皆以《楞伽经》为印证。到了隋朝时期，重视《楞伽经》的风气稍有变化。唐初的大师弘忍（602—675）在给徒弟讲佛法时，常常劝他们诵读《金刚经》。弘忍还命弟子作偈，选择其中能见本性者传授衣钵。大徒弟神秀作偈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在寺从事破柴踏碓等勤杂工作的慧能认为此偈未见本性，随后也作一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弘忍见他悟性很高，便把衣钵传给了他，并让他速速离开，到各地传授佛法。慧能（638—713）在岭南一带，提倡顿悟见性。

神秀则在北方活动，信奉《楞伽经》，主张不断修行，逐渐觉悟。这样，禅宗慢慢地就分为南北两宗。神秀受到武则天的礼遇，在京都洛阳和长安影响很大。到了天宝初年，慧能的得意弟子神左去洛阳传授禅法，日渐被当地人所接受，神秀的渐修之教从此逐渐衰落，此后慧能的禅宗一家独占当时佛教泰斗之位。

慧能对于禅宗佛法的认识为：“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他认为万事万物都存在于人的心中。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他提出“本性是佛，离性别无佛”，因此，“菩提只向心觅，西方只在目前”。他的佛法观点中认为只要认识到这一点，除去各种杂念，“一刹那间，妄念俱灰，若识自性，一悟即到佛地”，就可以“见性成佛”，脱离苦难。慧能据此还提出，“随所住处，恒安乐”。慧能的说法，大大简化了求佛的过程，大开了求佛的方便之门。因而也深为中下层平民所欢迎。唐代诸家宗派的发展，说明佛教已经汉化了。

佛教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是唐代文化的一种新走向。很多学者文人，如王维、王勃、李白、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裴休等，都自觉不自觉地在新思维影响下层开新的诗歌创造活动。特别是王维以禅入诗，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境界。他以禅宗态度对待人世一切，对宇宙、人生有一种任道自在的恬淡心境。佛教影响涉及方方面面。唐的壁画，大抵都与佛教有关，吴道子和周防画派的最重要成果即是寺观壁画，堪称“满壁风动”，载誉史册。究其原因，也在于西域佛画艺术与中唐传统画法的交流和统一。

唐代佛教的发展也在国外发生影响。当时新罗和日本的学问僧很多来中国得到各宗大师的传承，归国开宗；中国高僧也有去日本传教的，如此相承不绝。新罗的义湘学法于智俨，在国内传播贤首宗，太贤、道伦受学于玄奘之门，学成归国传播慈恩宗；后来惠日又师从惠果传胎藏密法，把密宗传入新罗；法朗得法于禅师道信，禅宗从此传入新罗，使得禅宗在新罗国内极一时之盛。日本学问僧入唐求学之风尤盛。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法相宗大师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凤、玄昉来中国从大师智周学法相。他们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日僧道光入唐学南山律，后来鉴真法师亲赴日本传戒，成立了律宗。此后最澄入唐从天台宗道邃、行满学法，归国后创立天台宗。经过一番学习、宏法，日本的佛教便备具规模了。

4、盛世之都——长安

在大唐帝国近300年的峥嵘岁月里，长安以特有的宏伟壮丽和强大帝国的豪迈气概而著称于世。它那功能完备的艺术格调和严整对称的整体布局，达到了当时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对国内外的城市建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作为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城以大唐特有的自信豪迈的风貌送往迎来八方的客人，包容着三教九流的文化，为创造令后人惊艳的盛唐文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大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那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阳光地带”，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大唐帝国跑。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原始森林”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

长安城，位于八百里秦川中部的渭河南岸，是隋唐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隋文帝开始，经过隋炀帝至唐玄宗百余年的多次营建，形成了它的宏伟规模，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东方都城。隋文帝建国之初，以西汉的都城长安为国都，位置在今西安西北的汉城一带，面积约26平方公里。由于此城规模殃小，布局散乱，难以适应新生帝国发展的需要，隋文帝便于开皇二年（582），命宇文恺重新营建都城，名为“大兴城”。武德元年（618），李渊灭隋建唐，定都于此。唐代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陆续扩建，并改称长安城。

长安城地势北高南低，四面环水，有“八水绕长安”；之称。经过多年的营造。城中水网如织，园林密布，虽处关西，却如置身江南。唐朝建立以后，将大兴宫改名为太极宫，又在城东兴建大明宫和禁苑，使宫室向北移至大明宫。后又在城东修建兴庆宫，城东南扩建荚蓉园，并在城的东北部和东侧修建夹城，使芙蓉园与大明宫相连。形成了帝王、朝臣、贵族集中到东北部、城市重心偏于东北的格局。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部的龙首岗上，含元殿建在龙首岗的南缘。因龙首岗为全城的最高处，含元殿以其高屋建瓴的气势统摄全城。含元殿是大明宫中的正殿，皇帝在元旦、冬至举行大典，以及阅兵、献俘等重要仪式，均在此殿进行。它以龙首山为殿基，“阶上高出平地四十余尺”，平面铺展，空间宏阔，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浑然天成。殿的台基宽70多米，南北长40余米。从殿门通向地面的“龙尾道”，气势雄壮。龙尾道平、坡相间，共有7折，约有70米长，由10米多高的墩台顶部迤逦而下，犹如“龙尾”垂地。含元殿的两侧，左有翔鸾阁、右有栖凤阁。二阁运用飞廊与含元殿连接，高低错落、主次鲜明，而又浑然一体。阁基高约20米，比殿基略高，位置稍靠前，犹如展翅欲飞的两翼。

整个含元殿建筑群，面对着南北宽615米、东西长750米的大广场，就像一只降自九天的巨鸿，气魄宏伟壮观。著名诗人王维作《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是对含元殿早朝盛况具体而生动的描述。含元殿以其气势恢宏的艺术构思，严整对称的布局，富丽堂皇的色彩，体现了盛唐时期热烈奔放的气魄和雄浑的建筑风格。

长安城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面积84平方公里，平面略显正方形。它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功能区分明确，集中体现了大一统帝国的政治蓝图。城内由宫城、皇城、外城三部分组成。皇城、宫城与居民区严格分开，置于南北中轴线的北端，以示统摄天下四方。宫城位于全城北部的正中，东西长约2820米，南北宽约1492米。宫城正中为人兴宫，有16座大殿，是皇帝起屠、听政的地方；西部为掖庭宫，是嫔妃的住所；东部足太子居住的东宫。皇城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约1843米，城内设有宗庙社稷、百官办理公务的官署衙门。在宫城与皇城中间，有一条宽441米的街道，酷似一个广场，可供士兵操练，也是皇帝接受百官和外国使臣朝贺的地方。皇城正中的朱雀门北向与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为承天门大街。南向与外城正中的明德门相通的朱雀门人街，街道宽150米，长分别为1843米和4500米。两街贯通南北，把全城分为东西两部分。城内有东西大街14条，南北大街11条，把全城划分为108个排列整齐的坊里，用为居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长安城街道的布局经纬分明，整齐有序，人称“长安大道横九天”。长安城的整体布局及其规划思想，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不但为后来的都城建设树立了典范，而且对国外的城市建筑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平城京（今奈良市）、平安京（今京都市），从宫城规划到城市命名，都仿照唐长安城，成为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往的见证。中亚伊斯兰教诸国以至天竺，也都流传着长安的盛名。

除了功能完备的艺术构思外。长安城在整体布局上更富有艺术特色。

无论是城址的选择、水利的开发、宫城的方位、街坊的组合、还是园林的开发、文化设施的安排等等，都富有形式多样、主次分明、和谐统一的审美特征。尤其是皇宫、官衙、民居的分区安排、全城以中轴线东西对称、城内置风景区，街道宽直、坊市整齐、引水入城等重大举措，都是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长安城展现了大唐社会的磅礴风采和包容天下的博大胸襟，体现了顺应时代发展变革的精神。

长安城建在汉长安城东南的龙首原一带。此地北有渭水，地势略显低平；南部岗峦起伏，形同天然屏障：东临灞水、沪水，可得舟楫之利；西有汶水和涌水遥相呼应，可分水入城；东北部龙首原地势高爽平坦，川原秀丽，卉树滋阜，为整个长安城提供了物资保障。整个地貌虎踞龙盘，源远流长，象征了江山永固。由于水源充足，便利了交通而且使得景色更显秀丽。又由于因“龙首”起城，寓意深刻，暗合封建社会风水理论。因此长安城可谓是都城建筑与自然景观以及社会审美理想完美结合的典范。

严整对称、严谨封闭的棋盘式结构，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的首创。在城市的中轴线上，北起宫城正中的承天门，中经皇城：汇中的朱雀门，南至南城正中的明德门，形成了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大街两侧坊里星罗棋市。城中的坊里、商市均两两相对，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朱雀大街两侧。这种以皇城为发端、中间大街为轴线、左右均衡对称、全城整齐严谨的棋盘式规划设计，在都城规划中是一个创造。它进一步强调了封建社会的礼制秩序。坊里制度是隋唐时代创造的一种城市居民的街区形制。这种建筑形式在曹魏时期已经出现，至唐代臻于成熟。

长安城中共有108个坊里，小坊一里见方，大坊数倍于小坊，坊的四周筑有2—3米高的土墙。小坊设四门，坊内有东西横街或十字街。坊内形成许多小巷，称为“曲”，以通向各户住宅。真是“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坊内住宅，除三晶官吏的府宅、官府或寺院可直接向大街开门，其他住宅之门一律禁止直通大街。街坊均有专人管理，坊门早启晚闭。6条主要大街设有街鼓。每晚击鼓800声，号令市民回家。街鼓一停，市民不得在街上行走。每年只有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夜晚，允许百姓开坊门上街。这种制度体现了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封建礼制秩序。

大唐的长安城设有东西两市。两市分列于朱雀门街的左右，相互对称。东市在朱雀门街东第四街，亦即皇城东第二街。西市在朱雀门街西第四街，亦即皇城西第二街。两市各占两坊之地。东西两市所在的街中，其北有4坊，其南有7坊。

长安的两市能够繁荣昌盛，户口众多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都城本来就是人口最易荟萃的地方，再加上朝廷有意的徙民实都，当然也就更为繁多。这样多的人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达官贵人，就必然会促使当地商业发展，以满足物质方面的需要。时人称两市的繁荣说是：“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聚。”

东市和西市都在朱雀门前的东西横街上，这条横街也就是春明门和金光门之间的大街。这是长安城中主要的交通道路，有助于东市和西市的繁荣发展。东市主要经营“四方珍奇”，即全国各地的特产货物。西市是少数民族商人、外国客商集中进行交易的地方，有服装店、珠宝店、鞍辔店、蜡烛店等等。李白诗“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人胡姬酒肆中”，所说的应就是西市一带的生活。一些纨绔子弟往往把到胡人经营的酒家领略一番“貌如花”的胡姬与异域风情，作为消闲乐趣。集中的市场的出现为市民提供了便利，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求，是城市建筑的一大突破。

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在这个基础上，承袭六朝并突破六朝的唐文化，博大清新、辉煌灿烂，堪称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唐政府在政治上奉行“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在文化上也表现出足够的自信心，兼收并蓄，百家争鸣。唐代的这种文化交流活动以长安最为集中、最为繁盛。

从陆路、海路来长安的外族和外国人很多，有不少外国人在长安娶妻生子，长期定居下来。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侨民”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贞观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王朝，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并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即不担心中国人出去后忘本忘祖；也不担心外国人进来后喧宾夺主。仅这一点就说明贞观王朝的高度自信，深信自己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最文明富强的土地，不担心外来文化把自己淹没。贞观王朝的国民素质是如此之高，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奉迎，既不盲目排外也不“拿来主义”，一幅不卑不亢的大国民气度和王者风范。外国人在中国就象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一样，享有和中国人一样的公民权力，不但可以发财致富，还可以从政当官。来自阿拉伯帝国和日本的侨民就有不少在中国担任官职的，有的还担任部长级高级官员。在长安的侨民中，比较特殊的是各国派来的文士和学者。日本、新罗、高句丽等都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朝，学习中国的文化、技术和典章制度。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人国学学习。“国学之盛，近古未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佛教的传播，对文化交流影响尤著。自玄奘回国，在慈恩寺译经，长安成为全国佛教的重地。除佛教以外的各种宗教在长安城内自由传播，信徒众多，城内有各种寺、观、祠，这些宗教建筑，特别是外来宗教寺庙的大量出现，使繁华的长安城又增添了外来民族建筑的异域风情。

唐代朝野上下都喜爱胡人艺术，因而在长安活动和居住的外国艺人也特别多，其中的佼佼者进入国家的艺术机构，更多的则是在酒楼等处流动表演，维持生计。例如在乐器演奏方面最著名的是来自曹国（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以北和东北）的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唐代还盛行胡舞，当时著名的舞蹈家大多是外族和外国人，如来自米国（今撒马尔罕以东）的米禾稼及来自唐国（今撒马尔罕一带）的康乃等都是以善跳霓裳羽衣舞而著称。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仿效。

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之所在。柳宗元说“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涂（途），毕出于邦畿之内”。西域诸国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国内外各色人聚居的城市，除汉族居民外，当时自立邦国的少数民族，如南诏、吐蕃、回纥、龟兹、于阗、疏勒等等，也多有官方人员或才士、艺人长期留住，甚至世代安居。

大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海陆交通空前发达，中外文化融合形成潮流，各种艺术形式多样化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翻天覆地、物态变迁的时代特征。那宏伟壮丽的都城长安、满壁风动的丹青绘画，奔腾咆哮的昭陵六骏，绚丽多姿的三彩陶俑，激荡人心的歌舞诗乐，都是强大帝国沸腾生活的真实写照，强烈地焕发出这一伟大时代所特有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