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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社会篇 古人工作什么行业最赚钱（第4页）

那如何判断走了多远呢？古代的主要官道上，官府会沿途每隔一段距离就建一座驿站。唐朝时，全国“凡三十里一驿”；宋元两朝，六十里一驿；明朝时，六十里或八十里一驿。驿站的功能类似于今天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里面可以吃饭、住宿、换马等，但只为官府服务。尽管一般民众不能享受驿站服务，但可以根据驿站判断行路的距离和此刻所处的位置。今天我们在高速路上行车时，就可以通过里程牌来判断目的地的距离。而古代也有类似的“里程碑”。至少从东汉开始，官道上就已经设置了用于判断距离的“堠”。堠是一座小土堆，每五里设置一座，当作判断距离的标记，是为古代的“里程碑”。

在岔路口如何判断走哪条路呢？古代也有类似路标的指示牌。在湖南邵阳地区，至今还有古代遗留下来的道路指示牌，叫作“挡箭碑”。“挡箭碑”立于道路交叉口，碑上有字，会标明左走某处、右走某处、前面是哪方、后面是何地。如果没有路标，最笨的办法就是到路口找人问路，一般重要道路的交叉口都是交通要道，即便没有驿站，也会有人烟。还需要说明的是，古人出行不太爱走陆路，如果有水路能走，一定不会选择陆路。特别是隋朝开通大运河后，南北行走的商人，大多会选择到运河沿线的码头乘船赶路。如果是走运河，基本上就不会走丢，毕竟没有跑偏的机会。

61古人上学要花多少钱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是每个家长的心头大事，为此买学区房，报课外班，各种“为孩子的明天”努力。也正因此，教育费用成为许多家庭开支中的大头儿。那么，古代的学校什么样？学费贵不贵呢？

中国古代的学校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官学，二是私学。

所谓官学，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直接创办和管理的学校。中央级别的官学，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太学和国子监。地方官学，就是各级行政区划内官府办的学校，又称乡学或学宫。《周礼》称：“乡有庠（xiánɡ），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庠、序、校、塾就是古代地方各级学校的名称，后两个名称我们熟悉，但前两个名称大部分人是不知其含义的。记得读大学时，我们历史学院大厅有面镜子，上面漆有四个字“荫泽庠序”。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认识第三个字，更别提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就是荫泽学校的意思。

西周时，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学就已经蓬勃发展，形成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官学本身，既是学校，也是政府机构，教师也是由官员兼任。西周的官学是不收学费的，以后历朝历代的官学也大多免费。那官学的经费来源是哪里呢？主要是靠政府拨款，还有士绅商人的捐赠。宋朝时，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官学学生太多了，光靠拨款和捐赠难以满足官学开支。于是，宋朝开创了一种“学田”制度。所谓学田，就是国家拨给学校或者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并租给附近的农民耕种，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学的开支。后来中央的国子监也开始实行学田制度。学田制，为以后各朝各代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保证了官学的免费就读。

官学不光免费就读，有时候还能领到一些零花钱。比如宋代的太学，不光免学费，吃住也免费，学生每月还可领1000文。宋代1000文，其购买力大约合现在的800元，这些钱现在的大学生也够花了，要知道，这是除了吃住以外的纯零花钱。当然，在古代能上官学也是很不容易的。初期，官学就读的大多是贵族子弟，属于权贵阶层；唐宋之际，官学开始向平民子弟打开大门，但得是学习特别好的才俊。古代官学的免费，有点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学免费。那时候读大学，不光免费，还管吃管住，毕业还分配工作。

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古代的官学也会收一些自费生。比如汉代的中央太学有两类学生，“正式生”和“特别生”。正式生由中央直接选拔入学，属于公费生，政府还发俸禄；特别生由地方选送到太学，属于自费生，尽管也不需要交学费，但没有俸禄，食宿费用需要自理。所以，太学中有些贫寒的子弟，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做小工，这就跟今天的打工上学类似。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古代私学的费用。

私学的开创者是孔子，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给了普通大众读书的机会。私学的老师不是政府官员，国家财政也不支付其工资。古代官学的老师相当于今天有编制的教师，而私学教师没有编制。私学类似今天的补习机构，上学得交学费，孔子定的学费标准是十条束脩，束脩就是肉干，类似今天的腊肉。这个价格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代吃肉还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交不起肉干，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上学了呢？也不是。老师也可以不收你学费，但你得帮老师家干活，以工代费，有点像今天导师带研究生的意思。

后来私学渐渐普及，运营模式也成熟起来。私学的经费来源也趋于多样化，有地方士绅的捐赠，还有政府的补助，所以个人缴纳的学费也逐渐降低，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得起了。以明清为例，一个学生读私塾的费用一般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麦。这个数量，当时半亩地的产出就足够了。清朝人口剧增以前，一户中等自耕农的家里大约能有5亩地。这样算下来，一个学生的上学费用约占到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62古人上学累吗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教育的国度，这也是我们的文明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的原因之一。那古人上学累吗？咱们就来考察一下。

汉朝时的中央官学是太学，其教学制度并不是很严格。没有规定毕业年限，也不注意考勤，上课和学习都比较随意。但太学非常注重考试，用考试的方法督促学生自主学习。这一点跟今天西方的大学比较像，学校不重视日常考勤，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在考试上见分晓。汉朝太学的考试是一年一次，也叫“岁试”。岁试的考试方式叫“设科射策”。考试前，考官将写有考题的竹简根据难易程度分为两科，学生根据自己的水平选择一科，然后进行抽签选题。抽签的方式很有趣，考生任意投射案上的试题竹简，射中哪个就答哪个，有点像今天公园里的套圈游戏。经过岁试，成绩好的可以授官，成绩不好的勒令退学，成绩一般的就继续留在太学读书。这么看来，汉朝人读书完全靠自觉，具体累不累要看个人。

到了唐朝，中央官学的模式大体上与汉朝类似，但考试的频率大幅度提高。唐朝的考试有旬考、月考、季考、岁考等诸多名目。今天的中学生也有周考、月考、期中期末考、模拟考等，真可谓“古风犹存”。另外，唐朝有严格的劝退制度，连续三年考试不合格、在校九年未毕业、旷课太多等情况都会被勒令退学。考试多，规矩多，所以唐朝学生真心比较累。也许是太累的缘故，唐朝设立了固定的假期。每十天休一天的叫“旬假”，类似今天的周末。“田假”和“授衣假”一次休15天：田假在农历五月，让你回家帮助干农活；授衣假在农历九月，让你回家准备冬季衣物。“田假”和“授衣假”类似今天的寒暑假。

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极大加重了古代学生的学业负担。为了考科举，学生们都是日夜苦读。所以，唐朝之后的学生上学只能更累。

官学如此，私学也不可能轻松。私学的师资和平台都比不上官学，所以学生得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私学没有统一的教学制度标准，各类私塾、书院都是自行安排作息时间，一般天亮即入学，下午放学。尽管放学比今天早，但放学后的作业很多。古代科举考试需要熟背经典文献，所以大家放学后得继续背书。必背的儒家经典“十三经”，原文和注释加起来有60多万字，这可不是今天背几首古诗和几篇文言文能比的。明代文人谢肇淛有“夜读书不可过子时”的名言，子时是现在的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1点，说明那个时候读书到凌晨是普遍现象，所以才会有这种劝告。

要说古代上学最累的，还得是清朝的皇子群体。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大发感叹：“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清朝皇子6岁即入学，15岁封爵后方可毕业。每天天不亮就要进宫，比上朝的大臣还要早，因为要比老师早到一个小时温习前一天的内容。每天的课程也非常繁重。早上5点就要开始上第一节课，类似今天的外语课，学习满语和蒙古语，有时还要选修一些藏语和维吾尔语。第二节课是汉文课，类似今天的语文和历史，不但要学儒家经典著作，还要学《史记》《汉书》等官修史书本朝先辈的创业史以及先帝留下的圣训。这节课时间最长，要从早上7点多到下午3点左右。最后是体育课，要学骑马和射箭，下午5点才能放学。每天上学期间除了吃饭时间只能休息两次，每次15分钟。更为恐怖的是，他们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一年当中只有5天能够休息——春节、端午、中秋、皇帝生日和自己生日。即便是大年三十那天，也只能提前放学而已。这种严苛的教学模式使清朝皇帝的文化素养都很高，远高于明朝皇帝。所以，别以为生在皇家就能一辈子吃喝玩乐，在清朝当皇子可没那么容易！

63古代如何参加科举考试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以来，一直是古代知识分子进入仕途和实现理想的阶梯，广大文人对科举考试也是趋之若鹜。文学作品里有很多古代文人进京赶考的故事，常常伴随着人生的大起大落。那科举考试到底是什么样的流程？进京赶考又是怎样的操作方式？这一篇我们就以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为例，真实还原一次古人的“进京赶考”全过程！

很多人将今天的高考类比为古代的科举考试，这种类比并不十分恰当。尽管二者都是考试，但其目的性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今天的高考是为了获得高等教育的资格，古代的科举考试则是为了获得做官的资格。所以从考试目的角度看，古代的科举考试更像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但从参加规模和社会影响力的角度看，科举考试和今天的高考又很像，都备受全国瞩目。因此，高考的规模和公务员考试的目的合二为一，就更像古代的科举考试了。

所谓的进京赶考，是指到京城去参加会试和殿试，这已经是科举考试后半段的内容了。在进京赶考之前，科举考试还有若干次的资格考试和初级考试。

正式科举考试之前，考生必须先通过资格考试。这种资格考试被称为“童试”，童试之后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童试要经过三个级别的考试，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县试是古代读书人参加的第一次官方考试，考试地点为其所在县，一般由知县（相当于县长）主持。县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二月举行。考前一个月，县衙会公告具体考试日期。考生需要提前报名，报名时要提交三份证明材料——“亲供”“互结”和“具结”。亲供相当于今天的考生基本信息表，包含祖上三代信息，包含本人姓名、年龄、籍贯、体格、容貌特征和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姓名履历，以确保你家是良民世家。所谓互结，是指考生要找一同参考的五位考生写一份承诺书，承诺如一人作弊则五人连坐，这是古代科举防止作弊的无奈手段。所谓具结，是请本县廪生（优等秀才）提供的“认保”材料，证明考生不冒籍、不匿丧、不替身、不假名，而且出身清白，不是娼优或皂吏的子孙，本人也未从事过戏子之类的“贱业”。这一环节类似今天的政审。县试一般考五场，分别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策论等。鲁迅就曾经参加过晚清的县试。据鲁迅弟弟周作人日记记载，鲁迅当年在500多名考生中排名第137名，但在县试后没再参加府试，而是去了南京矿务学堂改读新式学校。

县试合格者将参加第二级资格考试，叫作府试。府试一般在每年的农历四月举行，考试地点在府城，相当于今天的市。府试一般由知府（相当于市长）主持，连续考三场。府试又合格的考生，被称为“童生”。尽管童生这个名字看着很年轻，但很多读书人一辈子连童生都很难考过。年纪小的童生可能十二三岁，年纪大的，六七十岁的童生也不少，甚至在有些家里，爷爷和孙子可能都是童生。

府试合格的童生，接下来要参加“童试”的最后一级考试——“院试”。院试每三年举行两次，每次连续考两场。院试的主持者是每省的学政。学政是每省主管官学和院试的官员，其职能相当于一省的教育厅长。但与一般省官不同，学政由皇帝直接从中央委派到地方，其性质类似钦差大臣，级别和地位都很高。学政任期三年，任期内依次到每省下辖的府或州主持院试。

院试通过了，考生的身份就不再是童生了，而是“生员”，俗称“秀才”。秀才的社会地位比普通百姓高，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见了知县不用下跪，还不需要服国家的差役和徭役。另外，秀才还有资格进入官学上学，成绩最好的被称为“禀生”，还可以按月获得国家发放的粮米。考中秀才已经很不容易，按照鲁迅参加的那次县试的人数计算，500余名考生最后录取了40名秀才，比例不高于8%。

虽说秀才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因秀才数量众多，在社会上也并不算稀罕。而且秀才还没有资格出任官员，在官本位的中国古代，也没人太把秀才当回事，顶多是敬重。在《儒林外史》里，范进考中秀才的时候，他岳父胡屠户还奚落他“尖嘴猴腮”，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但当范进考中举人之后，胡屠户就马上变脸了，低三下四地称范进为“贤婿老爷”。这前后变化的原因来自秀才和举人身份的悬殊。那秀才如何变成举人呢？答案是接着考。

考中秀才之后，考生就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正试了。正试也分三个级别，分别是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三年举行一次，一般在天干地支纪年中的子、卯、午、酉年举行。由于考试时间多在农历八月，正值秋季，所以乡试又称“秋闱”。主考官一般由进士出身的在京翰林或部院官员担任。考试地一般在省城，有专门的考场，叫作贡院。乡试共考三场，初九、十二、十五日各一场，每场考一天。发榜在九月，正值桂花开放，所以又称为“桂榜”。通过乡试后，考生的身份就从秀才变成举人。

成为举人之后，就意味着脱离了民众阶层，正式进入了“士”这个阶层，可以做官了。举人不光免役，而且还免税。所以，很多拥有土地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土地放在举人的名下，用此方式来逃避国家税收。另外，地方官府不能对举人用刑，即使犯了重罪，也得上报朝廷革去举人资格后才能用刑，类似于今天人大代表的待遇。当然，举人的考取率也是很低的。有学者统计过：明朝应天府的乡试录取率为7。26%；清朝人口剧增，乡试的录取率更是低到了1。68%。如果按照鲁迅那次童试秀才录取率8%的比例综合计算，一个读书人从第一次县试算起，到乡试考中举人，其成功率最多不过0。6%！2015年北京考生考上清华北大的录取率为0。8%左右，考举人比这还难，怪不得范进中举之后会高兴得疯掉！

考中了举人，考生还不能忙着高兴，得马上准备乡试之后的会试。会试一般在乡试之后第二年的农历三月举行，时值春季，所以又叫“春闱”。会试由礼部主持，主考官由皇帝钦定。会试的考试地点在北京的礼部贡院，大多数举人的生活地距北京路途遥远，一般乡试考完的当年腊月就要启程出发，开始真正的“进京赶考”。

举人们进京赶考，需要路费盘缠，这些国家会替他们准备好。清朝顺治年间，参加会试的举人会得到国家给予的路费补助，视路途远近，每人十到二十两不等。顺治年间银子的购买力高于康熙乾隆时期，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得合今天的人民币一两万元。另外，同乡的乡绅地主也会资助路费，一来是对文化的重视，二来是为了结交今后前途无量的官绅阶层。与路费同时发放的，还有官府为举人准备好的路引。在明朝，出行百里以上就得有官府开具的路引，类似于计划经济时代的介绍信。在专制时代，没有路引私自外出的人，一旦被发现就会按律治罪。

举人在出发前还可以到官府领取一面火牌。火牌是使用沿途驿站的凭证，古代的驿站只为官府服务，民众无权使用。但举人进京赶考持有火牌，到沿途驿站就可以使用役夫三名，驿站没有役夫时还会折现给举人银子。举人进京赶考所乘坐的车叫作公车，公车上插有一面黄布（黄色为御用颜色）做成的旗帜，旗上书写“奉旨会试”或“礼部会试”四个大字，十分威风。看到这面旗帜，沿途所有关卡必须无条件放行，而且不得收取任何过路费。沿路的土匪盗贼看到了这面旗帜也会敬而远之——倒不是说土匪也重视文化，而是抢劫举人根本就抢不到几个钱，且风险极大，因为官府对抢劫进京赶考举人的案子惩处非常严重，毕竟人家是“奉旨考试”。

举人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权赚些路费。比如商人会在行商路上带上一位举人，利用举人免税的特权逃避沿路税费。举人在路上不光吃喝免费，最后还会分到一些钱。还有的举人利用自己的特权打起了歪主意，夹带违禁货品来赚钱。光绪年间有位云南新平的举人，进京路上私带鸦片沿途售卖，共得银三四百两。这些都是举人里的贪财之辈，终究不占多数。

那到了北京，举人们住在哪里呢？有亲友的投靠亲友，没亲友的可以住在客栈，更多的则住进了“会馆”。所谓会馆，类似今天各地在北京设立的驻京办事处，主要用来招待老家来京公干的官员或赶考的举人。大部分举人一进京就直奔本省会馆，这里既安全又方便，伙食也合家乡口味。因为会馆里经常住一些来京候命的地方官员，所以会馆还是举人们了解官场、结交人脉的名利场。

在会馆居住复习一段时间后，就要迎来礼部会试了。会试分三场举行，一场考三天，所以要自备饭食和油灯。考试的时候，一人一个考棚，一个考棚只能容下一张桌子，其空间类似今天厕所一个蹲位那么大。会试的过程是非常辛苦熬人的。参加会试的举人，都已经是各省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大浪淘沙后的胜利者了，但会试这关仍要残酷地淘汰掉大多数人。以明朝万历五年的会试为例：4500余人参加考试，最终仅录取了3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