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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原帝国与草原帝国（第2页）

文景之治给大汉留下了丰富的积蓄，汉武帝尽此蓄积，北击匈奴凡四十四年，数封狼居胥。匈奴百姓妻子离散，不胜悲苦，然中原人民也未尝好过，“武帝之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过半的户口损失，不是因百姓战死沙场，而是百姓苦于皇帝筹措军费征敛无度，遂抛弃田园成为流民。“元封四年中，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未成为流民者，也托庇于豪族，隐匿其户口，逃避朝廷的赋敛；而堪称地方土皇帝的郡守以及诸侯王等，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躲避中央的节制，也有与豪族结盟共抗朝廷的动力。中原于是结束了从秦皇到汉武的过渡阶段，开始进入豪族社会。

在这里可以看到，草原秩序与中原秩序深刻的互构关系。没有中原的统一，就不会有草原的崛起；而草原崛起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遂给中原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这种财政压力在汉武帝时期导致了社会的豪族化转型，在宋代导致了王安石变法，在明代导致了朝廷对于社会的压制及至张居正变法甚至民变。中原与草原，任何一方的历史脱离开对方都无法获得有效解释，双方互为条件，在对方那里激起的社会历史演化还会不断地反馈回己方，并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历史演化。这样一种互动、互构的历史，使得中原、草原双方在更高的意义上成为一个共生体，这是双方在真正意义上共享的历史记忆。

连年用兵，国用日绌，于是武帝听取张汤之策，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将货币铸造权收归朝廷，又行盐铁专卖，以便另开财源。盐铁专卖起自春秋时期管仲的“官山海”，汉武帝再次施行此一政策，此后历史上时断时续，从唐朝后期开始再次施行专卖，直到近代。盐铁专卖的施行与否，与中央朝廷的强弱有关，强朝廷则有能力行专卖。而朝廷主持铸钱一事，在秦二世时曾经尝试过，为了给朝廷开辟财源，收天下之钱于咸阳，由朝廷统一铸造为新钱。结果导致民间通货短缺，引发了严重的经济萧条，这是秦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汉武帝的尝试却并未带来严重的经济萧条，原因在于从汉初到武帝统治中期，处在人口高速增长阶段，从约1500万—1800万增长到3600万。人口的增长推动了乡村内部对于货币需求比较低的短途交易的繁荣发展，以致虽然民间的货币被朝廷收走，但是经济并未陷入严重萧条；而秦二世之际战乱平息未久，人口数量犹未恢复，遂致失败。武帝幸运地避免了亡秦之祸，但盐铁专卖与铸币权的上收强化了集权秩序，反过来压制了社会的活力。对外战争用给无度，即便统收铸币权，仍然国用不足。于是武帝多次改铸货币，使其面值高于实际价值，又发行皮币等。紊乱币制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得民间开始减少货币的使用，反过来更多进行实物交易；豪族兴起，小民投靠，使得大量的实物交易在其势力范围内部具有了更高的效率，货币更被储藏起来。于是，曾经号称“多金”的西汉王朝，在武帝中期之后贵金属流通量骤然减少，皇帝对臣子的赏赐再也不像此前一般出手阔绰。

所有这些，都是汉武帝好大喜功政策的自然结果，但亦可说这是普遍理想激荡下的特殊帝国在很大可能上会导向的结果。武帝的努力使得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集权秩序一方偏移，但是由于上一次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新经济资源的潜力已经开发完毕，新的具有政治意义的技术进步尚未出现，武帝的这一系列努力带来了反效果，其雄图大略带来了帝国的辉煌武功，但也埋下了帝国瓦解的种子。武帝晚年下《轮台罪己诏》，痛陈：“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才免得周厉王与亡秦之祸。

三、从豪族崛起到中原陆沉

1。东汉从中兴到瓦解

武帝之后，均衡点以更强的力度向自生秩序方向反弹，豪族越发势大，小民投入豪族门下求庇，朝廷税基渐渐流失，西汉逐渐走到困境无法自拔。王莽最终在众望所归当中受禅登基，力行托古改制，皇族刘歆复以其谶纬之学为王莽的各种作为提供正当性。新莽一朝依照《周礼》，宣布土地均属国有，名其为王田，不得自行买卖，奴婢亦不得私自买卖，将盐铁、币制、山川林泽等收归国有，设五均六筦平抑物价，力图以这一系列举措来抑制豪族。但这一系列政策的实际效果，不啻对社会财富的一次大洗劫。

豪族不甘坐以待毙，遂奋起反抗。最后在出身南阳的豪族领袖刘秀的带领下，推翻新莽，建立了东汉。刘秀的统治基础是这些豪族，所以建立政权后并未脱离豪族的大本营以定都关中，而是定都在了洛阳，这种选择符合当时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分配结构。

看罢两汉，再考察后世隋唐帝都变化，可以说豪族社会下，帝国的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呈现为东西关系，两个焦点是长安与洛阳，会有主副两条线索的呈现。其主线是，君主欲抗衡对自己有威胁的豪族，则与这类豪族分处函谷关两边，西汉是据关中以制关东，隋炀、武周处关东以远关中；副线是，君主与豪族合作，遂与豪族合流同守一处，东汉是守关东，隋唐则是守关中。一般来说，君主与豪族抗衡，会形成强朝廷，君主与豪族合作，会形成弱朝廷；但帝国的强弱与否与朝廷的强弱并无必然关联，帝国的强弱要基于更复杂的社会与历史结构才能获得解释。

东汉与西汉在一系列帝国战略上都有比较大的差异。西汉的政治、军事重心在关中，经济重心在关东，两者并不重合。帝国内部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使得帝国有比较强的外向性格。而东汉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帝国的性格便比较内向，没有很强的扩张冲动。比如，西汉对于西域的经营，是国家行为；东汉对于西域的经营，更像是班超的个人行为。西汉北伐匈奴，是靠中原自己训练出来的骑兵，奔突于大漠；东汉北伐匈奴，所用的军队，事实上以投奔汉朝而来的南匈奴为主。南匈奴采用了巴菲尔德所说的“内部边疆战略”，一方面对于北匈奴保持不败之地，一方面对于东汉始终保持战略选择自由。

东汉的这种内向性格，其根源在于豪族的强盛，他们使得帝国的集权秩序受到极大制约，帝国本身的财政能力有限，同时帝国官僚体系又在察举制当中被与豪族合流的士族所垄断，其对帝国的对外征战不会有太多兴趣。因为豪族、士族知道，一方面，征战所需的财政费用会对豪族本身构成压力；另一方面，对外征战并不简单地是一场战争，它同时意味着国家内部一系列治理结构的调整以适合战争需要，这会导致皇权变得强大。所以，他们都不会支持帝国的外向型取向。

倘若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不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一个征服帝国，君主带领附属于自己的力量，完成对于其他力量的征服，如刘邦与其军功集团共同完成对其他力量的征服，之后又逐渐削平有反抗能力的军功集团。君主以军力控制财富，就是控制富庶的经济地区，以财富滋养军力，集权性的军事、财政制度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同时会有更强的对外扩张的冲动与需求。如果帝国的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大致重合，则它更多地会是个内敛帝国（姑且用这样一个有些怪异的名字），君主联合有相当独立性的豪强力量，建立起一个整体性的秩序，如刘秀与其他豪族联手，推翻王莽，实现国家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再匹配。君主与其盟友（亦即其统治基础）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帝国治理的核心要素。这种帝国会更加偏内敛，较少对外征战的冲动与需求。因此，西汉定都关中，是皇帝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东汉定都关东，是豪族权力相对强大的象征。

由此，诸葛亮《出师表》所说的“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便可以获得解释。对于西汉来说，甫一立国，刘邦的军功集团皆经历过战争考验的精英，自是贤臣；到武帝时军功集团凋零已尽，社会上的豪族仍未形成势力，武帝可以从民间拔擢异士茂才以为己所用，这些人没有强大的社会根基或豪强背景，不会反过来对皇帝形成太强的制约，武帝尽可用之。因此，西汉的皇帝显得比较亲贤臣。对于东汉来说，甫一立国，刘秀也有经历考验的军功集团可用，也算贤臣，但这些人已经是累世豪族了；帝国承平日久，豪族会更加发展，通过《白虎通》，儒家文化被建制化为帝国秩序，豪族更加获得精神自觉而成为士族，这是一群有着深厚社会根基，对皇帝有强大制约能力的人。官僚体系起于战国时期变法诸国，原本用作君主的工具以便对抗传统贵族势力，汉武帝时期的官僚体系便深合此道；随着士族逐渐掌握了官僚体系，它从君主的工具一变为对君主有更强的体系化制约。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若不想被士族所节制，只能努力扶植自己的内臣或者说家臣的力量，所谓家臣便是外戚和宦官，这两种人尤其是宦官的荣华富贵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与其有私人性的关联，君主更加信得过他们，以此来对抗士族所掌控的外廷力量。但是宦官与外戚的利益并不重合，他们常有冲突，并且一旦一方被扶植起来经常还会反过来劫持君主，所以东汉后期的诸多皇帝，交替地扶植宦官和外戚。士族面对皇帝的对抗举措，会进一步强化自己以“天下为己任”之形象，试图通过“天下”这一普遍性来压制皇帝的私人性，但这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皇帝家臣之行为的非公共性质，他们便被还原为“小人”。历史上的呈现因此必会是“亲小人，远贤臣”，至于贤臣是否真的贤，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东汉的“党锢之祸”，也可在此结构下获得理解。党锢之祸中互相对抗的，实际上不是宦官与士族，而是皇帝与士族，宦官只不过是皇帝私人权力的某种延伸而已。

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冲突结构，是东汉社会结构所必然导致的，实际上皇帝们若欲伸张自己的意志，也无从选择。因为皇权的制度性伸张，以能够获得足够的中央财政为前提，并以此财政建立直属于皇权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但是在豪族兴起之后，中央的税基遭到严重侵蚀，皇权无法进行制度性伸张，而只能以“亲小人”的非制度化方式，与豪族之间进行权力争夺。

这种冲突过程会极大地败坏帝国的治理水准，适逢东汉末年小冰期到来，连年天灾，民变四起。士族在朝堂上高谈阔论，民间的疾苦实则无人能够应对。被儒家排斥为“淫祀”的各种民间信仰，构成自生秩序当中的组织力量，犹如沉潜的地火，在不被朝堂注目的地方悄悄地完成了对濒于崩溃的社会的组织。孕育多年之后，终于在连年天灾、皇帝被迫屡次罪己之际，谶纬之说结合于民间淫祀爆发出来，黄巾军起而动摇天下。朝廷无能为力，只能寄望于士族与地方豪强兴兵勤王，但豪强们各怀鬼胎，逐鹿中原的诱惑迅即败坏人心。已无资格再担纲文明之道德理想的大汉帝国冰消瓦解，天下大分裂的时代由此拉开序幕。

2。庶族对抗士族、集权对抗反集权的绝望努力

乱世是比拼个人能力而非比拼家世的时代。“四世三公”的顶级豪族袁绍，尽诛宦官，后又被个人能力超凡的曹操击败；刘备、孙氏家族也完成类似曹操的功业，各自割据一方。曹操因其养祖父为宦官，不为士族所认同，若欲成就霸业只能到士族以外去寻找自己的力量根基。他收服了青州黄巾军，成为自己的武力根底，以此为基础最终击败了士族。为了持续打压士族，曹操必须源源不断地从平民中拔擢人才，故曰“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士族的高贵家世在“月旦评”当中或有意义，而乱世当中唯有事功才有价值，曹操以此打破士庶之分。实际上刘备及其身后的诸葛亮与孙权也在各自割据之地做着非常类似的工作。

于此，庶族天然地是集权秩序的拥护者，士族则是反集权的力量。曹刘孙的努力，相当于失衡帝国中集权秩序对抗反集权秩序（庶族对抗士族）的最后努力。在技术变迁带来新的经济要素，从而形成新的财政与军事组织方案之前，这种努力注定无法成功。所以曹操死后，曹丕篡汉登基，其无乃父的卡里斯玛魅力，无法令青州兵听命以压制士族，甚至青州兵险些哗变以致危及曹丕的权力。曹丕不得不接受陈群的建议，行九品中正制，与士族联盟，为士族的回潮打开制度化的大门。但是对于士族来说，毕竟曹家出身有瑕疵，且始终对士族有所警惕，并非适格的皇族人选。最终士族的代表司马氏上台取代曹家。从汉武帝开始的豪族社会最终全方位地将自己建制化为一个豪族帝国。

曹操虽然雄才大略，却也无法完全无视豪族。因为天下战乱日久，小民越来越多地托庇于豪族，豪族遂建起坞堡。坞堡规模很大，常以宗族为中心，再结合乡里群众，筑堡自御，大的坞堡中能汇聚数千家之多，俨然一个小城。坞堡本身有三种功能：军事性的防御组织、经济性的生产组织、临时性的行政组织，这三种功能让它变成小的割据单元。坞堡的堡主，有时候会追随大的军事集团，成为悍将，诸如曹魏名将许褚等。坞堡内部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以致就整个社会层面而言，由货币经济日渐退回到自然经济。

没有了市场过程，就难以征集税收，中央的财政能力越发减弱。曹操也无计可施。他不得不以屯田来养兵，财政上推行租调制，征收户调以户为单位，不论其内部人丁，这些都是不得不向豪族所作的妥协。整个中央政权的财政逻辑，西汉前半段还有一些货币财政，后来逐渐向实物财政退化，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退化为实物财政。对中央集权来说，实物财政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不可货币化，皇权意志转化为政策过程的效率就比较差，因此集权秩序无法压制世家大族的反集权力量，帝国内部的均衡点向非集权的方向继续大幅偏移。

3。理想的异化与精神的反动

从“天人三策”到《白虎通》，历经两朝，大汉帝国的法统叙述彻底完成，儒家也被建制化整合于汉帝国，理想因此异化为现实的应声虫。精神的自由不会容忍此种羞辱，它迅即转身脱离开建制，在私学中展开自己的言说，以致在东汉末年压倒了官学。自设私学的马融、郑玄等大儒，一时领袖群伦。

东汉末年，儒学已发展到相当精致的程度，但这并不能阻止政治与社会秩序的天崩地坼，于是，另一种精神的反动开始出现，即玄学出现，个体的精神浮现出来。但是，这个阶段人们又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高谈阔论谈玄论道，却毫不犹豫地将功名利禄收于囊中，复惺惺作态；一种是看破世间之污浊，自觉无力回天，所以转而贵“无”，以恬退之心不再参与世事，倾心去追觅“桃花源”。第一种选择，会进一步败坏世道人心；第二种无助于收拾天下，但它通过对于世事的不合作态度，还复了内心的真实，精神的自由因此而摆脱了现世的污浊，为未来的精神重生埋下了种子。

魏晋天下大乱之际，在巨大的利益再分配过程中，第一种选择的人站到了前台。豪门士族近水楼台，其败坏的速度堪称惊人。魏晋士族本应继东汉清流之踵，言为人表，行为世范，作为道德的肉身化自立于世间，倘不能扶大厦于将倾，则当别开生面再造乾坤。但九品中正制的异化，迅速使得本应进取有为的士族堕入建制化的窠臼，功名利禄唾手可得，举止高洁成为虚荣的外衣，内里实则多有巧取好利之徒。

士族的虚伪化已病入膏肓，终致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五胡入寇，晋室东渡，神州陆沉。把持朝政而致天下崩毁的清谈领袖王衍，为羯人石勒所擒，犹欲自免，说自己少不豫事，并劝石勒称帝。石勒大怒道：“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王衍之辈高居庙堂，天下焉得不乱？五胡涤荡中原，虚浮之士族被汰大半，此诚天谴也。